阳明心学传播内容及其研究成果

传播者没有不关心自己所要传播的内容，对于传播内容不能不有所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有些内容可以传播，有些内容不能传播。古人说：“有蓄药方之验者，可传诸人。得饮食之法者，不可传诸人。非谓自珍口腹之奉也，盖传以药，则能卫生，教人饮食，则必伤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当尔。”［165］这是说，对人生命有利的信息（“卫生”）可以传播，对人生命有害的信息（“伤生”）就不能传播。阳明先生所要传播的内容自然是他的心学。心学即是使人成为圣贤的学问。故凡是有利于人成圣成贤的内容，都是阳明心学所极力提倡的；凡是不利于人成圣成贤的内容，都是阳明心学所要极力禁止的。阳明先生是极力主张对传播内容要有所选择，有所加工。

在谈论秦始皇焚书这件事时，阳明先生说：“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道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166］秦始皇焚书之举，历来被人们所唾骂，而阳明先生却有自己的看法。所谓“反经叛道之说”，是指那些带有负能量的内容。在阳明先生看来，对于那些“反经叛道”的内容，就应该禁止传播，而且这样做也是符合孔子删述《六经》之本意。事实上秦始皇焚书并不是为了“明道”，而是为了一己一姓之私利，对文化采取灭绝政策。阳明先生借秦始皇焚书一事，实际上是要表明，他反对放任传播随意发生，赞同对传播内容实行管控。下面看看他是如何谈论传播内容的。

首先，传播时要剔除那些不健康的内容。在阳明先生的那个时代，戏曲是人们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阳明先生认识到戏曲在大众传播中的巨大的价值，他认为可以很好地利用戏曲来作为传播心学的工具。当时的戏曲内容良莠不齐，其中夹杂有不少低级趣味的东西。他也知道这些低级趣味产生的原因。他说：“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167］也就是说，这些淫泆之词是从人的肉体生命中滋生而来，不符合人生命之中道，对人生命有害而无益。于是阳明先生提出，要对戏曲内容做适当的剪裁加工，只选取那些忠臣孝子的故事，用来传播正能量，在不知不觉中唤起受众生命中本有的“良知”，而将那些不健康的内容统统剔除掉。他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168］

其次，不要津津有味地描绘那些负面的东西。阳明先生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169］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对于那些好人好事，需要详细地记录下来，这样可以给受众树立好的学习榜样；对于那些坏人坏事，给一个明确的裁定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详细描写坏人做坏事的经过。譬如说，发生了大臣弑君，只要写“弑君”就行了，用不着详细地记录叛臣弑君的经过［170］。在阳明先生看来，如果详细记下了这些坏人坏事，这样的传播只会是“长乱导奸”［171］，只会产生不好的传播效果。阳明先生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譬如说，汉大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大多描写天子诸侯的贵族生活，其中对于宫苑、都城、山泽、田猎、物产、宴饮等极尽描写之能事。虽然汉赋作者的本意，是要提醒统治者不要过于奢华，规戒当权者要崇尚节俭，最后来一个“曲终奏雅”。但实际的传播效果是使统治者得到了某种鼓励，反而津津乐道于那些奢华。看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汉武帝反而飘飘然有仙人之志。再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法制文学读物，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罪犯作奸犯科的全过程，名义上是在宣传法制，间接的是在宣扬色情、凶杀、暴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赚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不少意志薄弱的人，正是读了这些文学读物，学着书上介绍的套路，从而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这些例子都说明，将坏人坏事过多地渲染，很可能就会“长乱导奸”。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将阳明先生的态度与朱子的态度作一比较。众所周知，相传《诗经》经过孔子整理。但后人所能看到的《诗经》，其中有所谓赞美“后妃之德”的作品，也有描写男女私奔的内容。按照阳明先生的意思，孔子所整理过的《诗经》本来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咏德性，移风易俗”。而后人所能见的《诗经》，“此必是秦火以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里面掺入了淫泆之词［172］。但是，朱子却不这样看。朱子认为，后人所看到的《诗经》，就是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诗经》，其中本来有“善者”，也有“恶者”。圣人整理《诗经》，善恶兼收，是有特别的用意。朱子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的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及其性情之正而已。”［173］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朱子在传播内容上的主张。他是主张善的内容可以传播，恶的内容也可以传播，关键是要求受众善于从善恶两面去吸取经验教训。而受众有没有这样鉴别善恶的能力，在朱子则不得而知。对于朱子的这种观点，阳明先生当然不会同意。他说：“‘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174］这意思是说，朱子为了维护经书的权威，将《诗经》那些不好的内容也要说成是圣人的一番别有用心。

再次，不可一味地去传播兵术计谋。阳明先生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一生指挥过无数的战斗，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用兵如神，如生擒朱宸濠一役，其中运用了不少计谋。但是，阳明先生在上奏朝廷的报捷疏内，对于“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这是因为“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175］。当钱绪山问他：“用兵有术否？”他回答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南风转急，面命某某为火攻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平日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安所施？”［176］

阳明先生的这番话颇值得玩味。所谓的“学问”当然是指“致良知”［177］，“学问纯笃”是指致得“良知”娴熟。在阳明先生看来，兵术计谋即含在“良知”之中。一个正常的人，自然都会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处在阳明先生的时代，常有外敌寇边之患，有爱国爱民之心的人，自然会去关注军事。阳明先生的军事才能不是天生的。他自己曾交代过：“也须学过。此是对刀杀人事，岂意想可得？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178］想一想阳明先生十五岁，便发誓要学习军事，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达一月之久［179］。曾经遍读古代兵法书。每当遇到宴会，就与客人用茶具果核在饭桌上推演兵阵［180］。监造将军王越坟墓时，用兵法来安排施工［181］。可以说，阳明先生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卓越军事才能，是他此前经验的结晶。梁启超先生说：“关于判断事理的知识，阳明却是主经验论，并不主直觉论。”［182］杜维明先生在谈到王阳明时说：“人的内在良知不是一个假定，而是一个在经验中呈现出来的现实。”［183］因此，笔者认为，军事才能已成为阳明先生“良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临阵之时“良知”发用，他能做到不动心，那些计谋也就自然流露出来。按二程的说法：“凝然不动，便是圣人。”［184］故当时人说：“夫子应变之神真不可测。”［185］当时那位有些名气的“某某”，平时也应该知道一些兵法，但他由于没有下过“致良知”的工夫，临阵时不免有些动心，惊慌失措，以至于连他肚子里本有的兵术计谋都使不出来。

阳明先生为什么闭口不谈兵术计谋呢？如果讲“致良知”，兵术计谋自然可以为“良知”所用；如果只讲兵术计谋，那就是在讲霸术。阳明先生说：“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186］他又说：“只讲得一个伯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187］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为终极目的，自然不主张传播兵术计谋。阳明先生这样做，是符合儒家的传统。《论语·卫灵公》记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阳明先生说：“孔子修《春秋》，于凡阴谋诡计之事皆削之，以杜奸。”［188］孟子说：“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矣，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因此，阳明先生认为：“此便是孔门家法。”［189］(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先生不愿意详细说平定朱宸濠的计谋，而钱绪山则通过事后调研，写了《征宸濠反间遗事》、《平濠记》来披露此事之始末［190］。他说：“然不著其头尾，后世将不知反掌取濠之故，虽有忠诚体国之士，或临事而易视。惟观其成功者如是，则一切谋计皆所以济其忠诚。在他人为诡计者，在先生为变化随时而有以发。体国者之智慧，虽存之以杜奸，未为不合也。”［191］从钱绪山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兵法计谋也可以是忠诚体国者的智慧。也就是说，兵法计谋不是不可以传播，而是要从根源上讲起。阳明先生说：“后世论治，根源上全不讲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讲求，岂有必事杀人而后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赣以来，朝廷使我日以杀人为事，心岂割忍，但事势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须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气，病后施药，犹胜立视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没紧要事上了。”［192］

再次，真正值得传播的是儒家圣人之学，而不是佛、道之学。学生萧惠爱好佛、道学说。阳明先生苦口婆心地劝告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萧惠又请问二氏之妙。阳明先生说：“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193］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沉迷于佛、道。佛、道理论自有其内在结构，也能够自圆其说，也有理由让不少人沉迷其中；信奉佛、道的人能够清心寡欲、超凡脱俗，某种程度上说比那些整日挣扎在利欲胶漆中的人们要高明许多。但是阳明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佛、道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生问题，真正能解决人生大问题的还是儒家的圣人之学。那么，作为传播者，就应该传播最好的学说，而不要传播那些有瑕疵的学说。佛、道中对人生有益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吸收来为我所用。阳明先生自己曾走过弯路，当然不希望他的学生也重蹈他的覆辙。因此，他责怪萧惠“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复次，需要传播“三代”之精神。阳明先生的传播目的，不仅是要求个体具有理想的圣贤人格，而且还要求群体具有理想社会之蓝图。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三代”。他说：“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194］“三代”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中国文化史上有多少思想家，他们都有一种“三代”情怀。“三代”之上是中华文化开拓时期，所留下的史料很少，人物事迹渺不可征，因此是“不可复”；“三代”以下只讲究一个霸术，多是纠缠于功利算计之中，因此说“不可法”。惟有“三代”，既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又有一种人文关怀贯注其中，正可以作为传播的内容。在阳明先生的眼中，“三代”是那么美好。“三代”的圣人“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95］。由此可见，阳明先生所要传播的“三代”，实际上是他心目中的社会理想的投射。

复次，要传播最切实用的东西。对于人来说，最切实用的“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至于节目时变、名物度数等，对于人的“致良知”有帮助的内容，当然要去传播，要去讲求。但是这些知识很多，也不成系统，需要有一个东西将其贯穿。孔子反复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君子应该首先立其大本，本立而道生［196］，当务以为急，应以传播“致良知”之学为急务，因为“致良知”是为学的“头脑”。阳明先生说：“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197］

另外，传播“致良知”之学要揭示大端而不能走偏锋。钱绪山说：“师在越时，同门有用功恳切而泥于旧见，郁而不化者，时出一险语以激之，如水投石，于烈焰之中，一击尽碎，纤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听者于此等处，多好传诵，而不究其发言之端。譬之用药对症，虽芒硝大黄，立见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药杀人者。故圣人立教，只指揭学问大端，使人自证自悟；不欲以峻言隐语，立偏胜之剂，以快一时听闻，防其后之足以杀人也。”［198］钱绪山此言，当然有所指。当时确实有人在传播阳明心学时好发奇论，能一时耸人耳目，但并不能真正达到传播阳明心学目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阳明先生主张对传播内容做适当的选择和加工，是出自他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也就是说，凡是对于人成长有利的内容，都在可传播范围内；凡是不利于人成长的内容，就应该是在被禁止传播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