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实德研究结果

阳明先生将讲学分为两类：“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86］阳明先生的这番言论使我们极易想起孔子说过的话。《论语·宪问》记载孔子之言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讲之以身心”的是“为己”之学，“讲之以口耳”的是“为人”之学。阳明先生在这番描述之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推崇“讲之以身心者”，反对“讲之以口耳者”。

在阳明先生看来，人世间多是“讲之以口耳者”。他说：“圣贤之学，其久见弃于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论及之，则众共非笑诋斥，以为怪物。惟世之号称贤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讲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实，与其平日家庭之间所以训督期望其子孙者，则又未尝不汲汲焉惟功利之为务；而所谓圣贤之学者，则徒以资其谈论、粉饰文具于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87］此番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有所谓的“贤大夫者”，整日讲圣贤之学，但他们只是讲给别人去听的，自己并未亲身实践，也不以此来要求自己的亲属，圣贤之学当然不能指望这些“讲之以口耳者”去传播。

看阳明先生的一篇《示弟立志说》，我们可以坚信他不是那种“徒以资其谈论、粉饰文具于其外”的人。自己的亲弟弟，应该是最亲的人。对最亲的人，应该是说最真心的话，用不着装腔作势。阳明先生在文章中嘱咐弟弟要有“求为圣人之志”，要通过“正诸先觉，考诸古训”来“求为圣人之志”。阳明先生的一段“立志亦不易”的文字，说得恳切简易，不是亲身实地经历过的人实在是道不出［88］。钱绪山在《年谱》中称颂说：“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89］对于传播阳明心学，钱绪山反复强调：“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90］

“讲之以身心者”就是有“实德”的人。圣贤之学的传播需要依靠具有“实德”的人。这是中国古代传播的特点。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古代传播，“对于传播主体体现了对自我德性修养的重视，往往把主体德性修养具备与否看成是传播活动的前提条件”［91］。阳明先生作为古代大思想家，他尤其强调这一点。他说：“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谤，是以往往隳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诸友宜以是为鉴，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著实用力。”［92］“稍知求道者”是指那些只有“口耳之知”的人，他们没有在“切己处著实用力”，没有得“道”于心。程明道说，只有真正得之于心，才真正是自己的东西［93］。没有得道于心的人去传播心学，最多只能是鹦鹉学舌，说话中更多是自相矛盾，也不能做到言行一致，常常会招来“世俗之谤”。因此，阳明先生指出这些人的传播，不仅无助圣学的传播，甚至妨碍圣学的传播。阳明先生还指出：“若见未莹澈，而辄有论议，反以晦道。”［94］自己都没有弄明白，就随便发议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95］，这不仅达不到传播心学目的，反而使心学越发不明。

有些学生跟随阳明先生学习心学，稍有所得，便想扬名立万，便要“汲汲立言”。王阳明感叹说：“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也，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荦，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96］阳明这番话正契合于孔子的一句话。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制行磊荦”者是“有德者”，能取信于人，人们都崇拜他，相信他，这就是“有言”；“汲汲于立言”者虽然“有言”，但未必“有德”，轻发议论，害己害人，这正是“无德”的表现。

钱绪山也曾谈到传播中的“实德”问题。他说：“昔人言‘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实未绣得鸳鸯，即譊譊然空持金针，欲以度人，人不见鸳鸯而见金针，非徒使之不信，并愿绣鸳鸯之心亦阻之矣。”［97］绪山先生当然是在打一个比方。师傅要教徒弟绣鸳鸯，当然是要绣鸳鸯给徒弟看，让徒弟在观看中去领会绣鸳鸯的操作技巧，在反复实践中去掌握要领，这样才能完成技艺的传承。如果师傅不绣鸳鸯给徒弟看，而只是将绣花针给徒弟，那徒弟是学不会绣鸳鸯技艺的。这里“前人所传”当然是指阳明先生所传的心学。钱绪山指出，在阳明后学中，有些人并未脚踏实地按先生之教导去亲身践履，只是拿着阳明先生的心学话头去向他人兜售。如此传播阳明心学，他人不仅不能相信，甚至连原来还有的一片向善之心也给糟蹋了。

钱绪山还说过：“若不顾其所安，而概欲强之以其所未及教者，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学者亦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彼以言授，此以言接；融释于声闻，悬解于测臆，而遂谓道固如是矣，宁不几于狂且惑矣？”［98］钱绪山这番话的意思是，没有“实德”的人，自己并未达到圣贤的层次，自己内心也不能安于圣贤的生命样态，但还是勉强地去宣传圣贤之学，这简直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种传播只能是嘴上传播，受众也只能是耳中接受。如果说圣贤之道本来就是如此，那不是狂妄就是迷惑。

早在程明道就曾提出“有德之言”与“造道之言”。他说：“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圣人之事，造道之言也。”［99］“有德之言”当然是亲身到了那步田地所说的话。“造道之言”虽然尚未实到那步田地，但确实见得真切而说的话。程明道在“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一句之下，特地注曰：“造道者也。”在分辨“好之者”与“乐之者”时说：“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100］“造道之言”虽不是实到田地而言，但也是见得亲切之言。(www.xing528.com)

到后来，黄梨洲也提出“修德而后讲学”。他说：“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101］这是说，有“实德”而去讲学，讲学才能够融会贯通。没有“实德”而去讲学，只能是做一个传声筒而已，鹦鹉学舌去传一家之学，而对于其他各家的学说则不能受用。

传播心学要有“实德”，实际上是要以身传教，也就是要“立诚”。阳明先生说：“道之不明，皆由吾辈明之于口而不明之于身，是以徒腾颊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诚而已。”［102］只是嘴上说得厉害，而不亲身实践，这样去传播心学，不可能将心学讲得那么明白，也不可能取信于人，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传播效果。“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王阳明强调“立诚”，就是要人踏踏实实先去实践。他曾对他的叔祖说：“愿且玩心高明，涵泳义理，务在反身而诚，毋急于立论饰辞，将有外驰之病。”［103］人多是好发高论，以此浪得虚名，而并不朴实用功、认真实践，这就是“外驰之病”。

王阳明在传播心学过程中做到了“立诚”。他说：“仆在留都，与纯甫住密迩，或一月一见，或间月不一见，辄有所规切，皆发于诚爱恳恻，中心未尝怀纤毫较计。……以为吾人相与，岂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坠入世间较计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104］此番话使我们自然想到孔子对他学生说的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真正有“实德”的人，在与人交流时，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从自己心中流出，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掺入其中。如此说话真诚，最容易打动受众。

阳明语录取名《传习录》，明显也是强调这层意思。“传习”二字语出《论语》。《论语·学而》记录曾子之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的“传不习乎”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105］，这是针对接受者说的；另一种解释是“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研究过吗”［106］，这是针对传播者说的。第二种解释更值得玩味。二程也说过：“‘传不习乎’，不习而传与人。”［107］只有自己亲身实践过而得出的知识，传给别人才不致于害人。如果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东西，没有经过自己实践或研究加以证实，就传给他人，这是道听途说。孔子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这种将路上听来的东西传播给他人，孔子认为是有道德的人所应抛弃的。阳明先生默许学生给自己的语录取名《传习录》，大概是说，这本书是记录他传播自己的实践所得。

阳明先生对于自己传播的东西非常慎重。他曾对人说：“所问《大学》、《中庸》注，向尝略具草稿，自以所养未纯，未免务外欲速之病，寻已焚毁。近虽觉稍进，意亦未敢便以为至，姑俟异日山中与诸贤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书。”［108］《大学》、《中庸》受到宋明理学家们高度重视，他们常常都是由此两文生发出自己的学说。以阳明先生当时的境界，他对《大学》、《中庸》注释应该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但他开始是“自以所养未纯”，后来“亦未敢便以为至”。也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不妥，所以一直没有将两书的注释形诸文字，传播于世。

这里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有人会误会阳明先生的意思，以为阳明先生是主张只有修身到完美境界的人才能去传播。人的修身是永无止境，真要修到完美然后才来传播，那实际上也就是永远都不要传播。阳明先生要破除人们的这种误解。他说：“是故大知觉于小知，小知觉于无知；大觉觉于小觉，小觉觉于无觉。夫已大知大觉矣，而后以觉于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觉而不敢以觉于人，则终亦莫之觉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仆之意以为，己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于人；己有分寸之觉，即欲同此分寸之觉于人。人之小知小觉者益众，则其相与为知觉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后大知大觉可期也。”［109］阳明先生的这段话内涵太丰富了，粗略说来有这样的四层意思：第一，让大知大觉者来觉知天下，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大知大觉者并不是总能时时出现。再说大知大觉者毕竟数量少，精力有限，不可能处处出现。在没有大知大觉的情况下，圣学难道就不传播了吗？第二，小知小觉虽然觉知有限，但小知小觉者可以用自己那一点觉知的“天理”去使他人觉知。不然，看到他人懵懂无知地走在错误道路上，而不去唤醒他人，这违背了仁者的恻隐之心，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表现［110］。第三，小知小觉的人多起来，更多这样的人在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最终会促进大知大觉者的出现。第四，阳明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充满着期待。当此之时，阳明先生可以算得上是大知大觉者，而他的学生可以算是小知小觉者。他其实是希望自己的学生都去积极传播心学。阳明先生所讲的大知大觉与小知小觉的关系，类似于太阳之光与油灯之光的关系。白天有太阳之光来照亮，当然是好事；但到了晚上有油灯之光，也可以工作读书。

薛中离对于阳明先生的这种思想还做了引申发挥。他在写给钱绪山的信中说：“承远教，殊用警发。今日正自修其道之弗暇，岂敢遂以明道是图？自尚汶汶，亦讵能昭昭于人耶？然圣人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师亦云：‘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于人；有分寸之觉，即欲同此分寸之觉于人。’此一统事，非有前后，非有彼此也。学而非此，则见修者何事，等候者何物，无亦有精粗之判，人己之隔已乎？昭天之道，察民之故。此学也，此心此时也，质鬼神，一民物，通极无外。此学也，此心此时也，了即自了，无待也，障即自障，非外也。汲汲者，此也；见其进，不见其止者，此也。日精之而已，舍此无进，舍此别无所用其汲汲也矣。”［111］在薛中离这里，传播心学与“致良知”是“一统事”，人应该在传播心学中去“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