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果：钱德洪传播阳明心学的动力

以上所引资料，共同证明了阳明先生具有强烈的传播心学的意愿。阳明先生对于自己的传播意愿做过专门的反思，指出自己为什么要积极传播心学的三方面动力，即对心学的自信、儒家“先觉觉后觉”的传统和万物一体之仁。

1.王阳明的自信

阳明先生有如此强烈的传播意愿，与他所要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目的有莫大关系。阳明先生所要传播的内容当然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即“致良知”，前一章我们已有深入的讨论。关键是阳明先生对其所传播的心学具有高度自信。阳明先生说：“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有不至者。”［47］圣人可学而至，这是宋明儒者达成的共识。但是如何实现此目标，不同学派则有不同路径。阳明先生此言，无疑是在宣告，自己已经找到了成圣成贤的正确法门。

他还说：“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谓之知道；得此者，方谓之有德。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虽千魔万怪，眩瞀变幻于前，自当触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阳一出，而鬼魅魍魉自无所逃其形矣。”［48］这段话更能显出阳明先生对自己“良知”学说的自信。他这是在宣布，他的“良知”说，不仅可以让人成为圣贤，还是成就圣贤的唯一路径。

阳明先生对心学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见得真”。阳明先生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49］他还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50］不是真实到了如此地步，不是真的见到了“良知”，是说不出来这些话的。阳明先生的学生薛尚谦说：“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51］这是说，正是阳明先生如此自信，反过来恰恰证明了阳明心学真的是圣学的传承。

阳明先生对自己心学如此自信，还由于他从古代经典那里得到了印证。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以后，“乃以默《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52］。阳明先生后来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53］宋明时期，儒学流派纷呈，大家都说自己才是孔孟正宗。如何来辨别真假，阳明先生建议来滴血认亲。他用古代经典来印证自己的心学，不是追求字句上的表面一致，而是追求精神上的深度契合。

阳明先生相信，用他的“良知”学来指导他人修身，一定会非常有效。他说：“某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缘此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54］阳明先生的学生感受到了阳明心学的特殊效果。阳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徐曰仁说：“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55］海盐的董萝石［56］，年纪比阳明先生要大很多，而且早有诗名。他听了阳明先生一席话，便说：“吾见世之儒者，支离琐屑，修饰边幅，为偶人之状。其下者，贪饕争夺于富贵利欲之场，以为此岂真有所为圣贤之学乎？今闻夫子良知之说，若大梦之得醒，吾非至夫子之门，则虚此生也。”后来董萝石执意拜阳明先生为师［57］。

阳明先生还相信，阳明心学是治世的良方。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对人们的行为、观点、信念给予重大影响的是周围的环境。人世间不仅不存在绝对孤立和封闭的传播系统，而且人类的传播活动根本无法摆脱环境对它的影响和制约。［58］当时社会，在阳明先生看来，称得上是一个病态社会。社会上有一类人只是懵懵懂懂地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全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另一类人也想好好做个圣贤，但又不得其法，总认为做圣贤是很高深的事，整天在那里冥思苦想，舍近而求远，避易而趋难，结果费力劳神而一无所获［59］。因此，世上的圣贤少之又少。不能成为圣贤，就意味着两眼一抹黑，平时做事说话动辄得咎，身陷禽兽之中而不自知，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而浑然不觉。有些人就是活了一百岁，也只是稀里糊涂地了此一生，也只是做了一个一百年的禽兽［60］。阳明先生传播心学，就是要使那些糊涂的人明白过来，为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指明前进的方向。

阳明先生汲汲传播心学，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在他看来，当时社会的道德水平普遍低下，具体表现为人心陷于利欲胶漆之中。为了一己之利，不少人伤天害理，无所不用其极。社会风气普遍追求奢华，讲究物质享受。造成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原因，是“良知”之学不明。阳明先生说：“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鄙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无穷矣。”［61］他不遗余力地传播“良知”之学，是想通过一群知识精英的示范与带动，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使社会风气趋向淳朴。一般说来，促进了一个个的个体生命的提升，同时也就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以上方方面面的原因，使阳明先生对自己所要传播的心学充满着自信。人们常说“理直气壮”。正是由于阳明先生自信“良知”说最符合“天理”，所以他在传播心学就显得格外有气势。传播者的自信，在传播过程中又增加了说服的力度。

2.儒家“先觉觉后觉”的传统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先觉觉后觉”的传统。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崇圣文化。圣人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62］。有学者指出，“圣人以导向舆论、信息灵通著称，因此，圣人也是能够综合广大意见的圣者，所以说圣人这个名词一开始就与传播学联系在一起。”［63］有学者综合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文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对“圣”之源流的知识考古，得出一个结论：圣人之原型即拥有超凡传播能力，能够沟通天地人神、偏倚耳听口传的“传播之王”［64］。有学者根据孔子早年做过“委吏”，中年当过“司空”，认为孔子这些工作经历，“才使他能够做到比当时任何人都更关心信息如何传播的问题”［65］。

以笔者看来，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表述传播的本质：“传播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除劳动和语言之外，区别于动物世界的又一个重要标志。”［66］古人虽然没有对传播学有这样清晰的表述，但古代的圣人作为人群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对于传播在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也应该有所洞察。因此，可以说，重视传播早已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所重视的传播传统是“先觉觉后觉”。商朝的伊尹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伊尹这段话有好几层意思：其一，“知”与“觉”的对象是“天理”。人觉知了“天理”，才可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才可以避免犯错误。其二，由于先天禀赋不同和后天遭际差异，人群分为已经觉悟者与尚未觉悟者。其三，将尚未觉悟者称为“后知后觉”，是说他们是可以觉悟的，只是一时尚未觉悟。其四，中间的“觉”字是使动用法，是“使……觉悟”之意，这表明“后知后觉”者虽然是受者，但觉不觉悟全在受者，受者也有主动性。其五，在“知”与“觉”字前面标出“先”与“后”，说明“先知先觉”者有一份责无旁贷的职责，那就是使一时尚未知觉的人，同自己一样获得觉悟。伊尹这番话界定了中国文化所重视的传播，从传播内容来看，传播的不是一般信息或知识，而是“天理”；从传播方式来看，传者不单是要将“天理”传给受者，而且还要使受者有所觉悟。

到了孔子，他将“学之不讲”作为己忧［67］。顾宪成说：“讲学自孔子始。”［68］孔子一生授徒三千，周游列国宣传儒学。互乡的人比较难说话，但孔子还是愿意接见一个来自互乡的小孩子，以至于他的学生都有一些不理解［69］。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孔子是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传播仁学的机会。孔子要人懂得仁学，也是要人走在康庄大道上。(www.xing528.com)

到了孟子，他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其实这是孟子“夫子自道”。当时人称孟子“好辩”，他也有过一番辩解。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一句“不得已”，揭示了孟子传播的内在驱动力。孔、孟一举奠定了儒家积极传播的传统。若将同时的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拿来作比较，儒家的这一强烈的传播意识就显得更加突出。

到了宋代，许多思想家如张横渠、周敦颐、程明道、程伊川、朱晦庵、陆象山等，他们的学术观点虽然有差异，但无不以“为往圣继绝学”而自任。譬如，程明道说：“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以谓苟能使知之者广，则用力者众，何难之不易也？”［70］从程明道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文情怀。

再如朱子，一生没做过几天官，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学和著述。当时有人描述道：“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疏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忧。”［71］当代有学者也总结朱子一生的讲学，“居家则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道院、岳麓书院，随政兴学，门人弟子遍布天下”［72］。

这些先圣先贤们都在积极践行着孔孟的“先觉觉后觉”的传播传统。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古代史是“大道”以各种方式教化愚顽、先觉觉后觉的历史［73］。这种传统，对于阳明先生及其弟子的传播行为，也潜移默化地起着引领作用。

3.万物一体之仁

阳明先生汲汲于传播心学，还与他所提倡的万物一体之仁有关。他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74］阳明先生所提倡的“致良知”，实际上就是要人去追求“万物一体之仁”。所谓“一体之仁”是将天地万物融入自己生命之中，万物有一不遂其性，于自己均会有不忍之情。“一体之仁”内在地寓含着积极传播的意识。正如阳明先生所言：“古之人所以能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见人之不善则恻然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亦仁而已矣。”［75］

人有万物一体之仁，也就有了恻隐之心。王阳明说：“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76］“不容已”正是人“良知”发露的一个本质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看到一个盲人走在深水边时，我们的恻隐之心自然会显现，它引导着我们去帮助盲人走到安全的地方。正是由于“不容已”，所以将外人的嘲笑和可能遇到的危险置之度外。如果看到他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漠不关心，这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阳明先生曾批评这种人说：“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视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77］阳明后学王心斋进一步发挥这种精神，他说：“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其所而后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78］要使人人成为君子，那自然需要先成为君子者去积极地传播。

人有万物一体之仁，便有了大公至正之心。阳明先生说：“夫学术者，今古圣贤之学术，天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言之，而岂独为舆庵地哉！”［79］在他眼中，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应该人人都可以公用。作为掌握了圣贤之学术的人，就有责任有义务去传播学术，让天下人都来享受圣贤之学带来的好处。

钱绪山说阳明先生：“平生冒天下之非诋，虽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又日坠于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圣贤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80］钱绪山在此特别指出，阳明先生积极传播心学，出于“一体同物之心”，而这种“苦心”正与孔、孟相通。钱薇写信给钱绪山，指出钱绪山积极传播心学，也是出自万物一体之仁。他说：“弟闲居一室，每仰兄与龙溪拳拳引进同辈，诚万物一体、休戚相关之心也。”［81］

钱绪山记载：“曾见先生出送二三耆宿出门，退坐于中轩，若有忧色。德洪趋进请问。先生曰：‘顷与诸老论及此学，真圆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之场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说也！’德洪退，谓朋友曰：‘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82］这一段材料最能说明阳明先生的由“一体之仁”而生发为传播意识。钱绪山看出了这一点，有意识地点出阳明先生的“仁人悯物之心”。

正因为传播意识出自“一体之仁”，所以阳明先生传播心学不遗余力。他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83］

到了王心斋，他甚至说：“学也者，学为人师也。学不足以为人师，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为本，然后师道立。……是故出不为帝者师，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则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是独善其身，而不讲明此学于天下，则遗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84］好为人师，常常被读书人所忌讳。而王心斋在此竟然将“为人师”作为为学之目的。“为人师”就是要去传播，以“为人师”为目的，就是以传播为目的。一个人学有所成，或“出”而为官，或“处”而为民，都应该传播自己所学，只不过两者传播的对象不同罢了。如果不传播自己所学，那就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有学者说：“总之可以这样说，在阳明学的时代，王门诸子之所以积极从事讲学运动，实与他们信仰‘万物一体’论有关。”［85］

由上可知，阳明先生传播心学的动力，来源于他对心学的自信、儒家“先觉觉后觉”的传统和万物一体之仁。正是由于植根于此，所以阳明先生才会有强烈的传播心学意愿，他才会有积极传播心学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