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对钱绪山的评论

前面我们分析了钱绪山对他人修身方法的批评，足见他的“致良知”工夫确实是承阳明而来。接下来我们探讨其他学者对钱绪山的评价。

首先，阳明先生对钱绪山寄予了厚望，钱绪山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钱绪山说：“临别之日，稍承剖悉，但得老师一期望而已，未尝满其心而去也。”［605］这里的“临别之日”大概是指嘉靖六年（1527）的九月初八和九月初九。此时阳明将要起征两广，钱绪山、王龙溪与阳明有过“天泉论道”和“严滩问答”。阳明给钱、王二人剖析了他的心学要旨。钱绪山认为，这是先生对他们寄予了厚望。最后的“未尝满其心而去”，既可以说是钱绪山谦虚，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实际情形。此时钱绪山虽然追随了阳明七八年，但其修为实在是不能令阳明“满其心而去”。照前文我们的说法，钱绪山进学有四个阶段，此时他仍在第一阶段上徘徊。阳明先生有一次给钱绪山、王龙溪二人写信说：“家事赖廷豹纠正，而德洪、汝中又相与熏陶切劘于其间，吾可以无内顾矣。”［606］可见，阳明先生对于钱绪山是信任有加的。

其次，同时代的学友对于钱绪山也多有称赞。王龙溪给钱绪山写《行状》，说：“绪山之学，得诸生死真境中，益觉自信。”［607］龙溪可谓是真了解绪山的人，此语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钱绪山的学问正是身陷监狱而有大悟。有此一悟之后，他对于“良知”之学有了自己独到的体会。

吕本［608］给钱绪山写《墓志铭》，说钱绪山：“公早闻良知之说，既深造而自得矣。又推其所得以觉人，几遍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诚服。思以其道佐天下，济斯世，与公身亲为之何异？天之生公，于世教岂小补哉！”［609］这不仅是说钱绪山深得阳明学精髓，而且还能积极传播阳明心学，为当时阳明学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邹守益说钱德洪“能承文命一脉之绪”［610］，所谓“文命一脉之绪”，当是指阳明心学的传统。邹守益还说：“绪山在师门久，所得最深。”［611］说钱绪山“能承文命一脉之绪”，这是对他极高的赞赏。钱薇曾写信给钱绪山，说：“弟闲居一室，每仰兄与龙溪拳拳引进同辈，诚万物一体、休戚相关之心也。”［612］这是对钱、王二人汲汲传播阳明心学，表达由衷的赞赏。比钱绪山稍晚一点的徐文长曾经写诗给钱绪山，诗云：“文成旧发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线悬。况有阳城方予告，好从暇日问真诠。”［613］徐渭以诗的形式来赞美钱绪山，说他是阳明心学的正宗传人，表达了他要从钱绪山处获得阳明学真谛的心愿。

罗洪先也说：“绪山钱子在阳明先生之门，号称笃实而能用其力者。”［614］薛中离写信给钱绪山、王龙溪说：“别后新功，于此概见，敬服敬服。师门有赖，斯道之幸也！”［615］王艮写信给钱绪山说：“先生倡道京师，兴趣多士，是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非先生乐取诸人以为善，其孰能与于此哉？”［616］“与人为善”、“乐取诸人以为善”，这些都是过去用来形容舜的句子，用在钱绪山身上，当然是对钱绪山的褒奖。由此可见，同时代的学者，大多是肯定钱绪山对阳明学的继承。(www.xing528.com)

刘念台对钱绪山推崇备至，他站出来维护绪山之学。他说：“予独喜其言良知不作有无善恶诠解，堕学人执见，尤为善发师蕴，乃知当日定本之言，殆亦一时之权论，而未可遽以概先生也。”［617］钱绪山宣讲“良知”，不纠缠于“有无善恶”的概念名词之中，而只是强调要在事上磨练。因此，刘念台称许他“尤为善发师蕴”。至于说到“定本”，乃是指钱绪山与王龙溪争论“四句教”时，钱绪山认为“四有说”［618］为师门“教人定本”［619］。刘念台认为这是钱绪山为了方便初入阳明学的学者，说得比较浅显易懂，而这“四句教”并不能代表钱绪山学问的全部。刘念台所言颇中肯綮。前文我们谈到钱绪山进学四个阶段。“为善去恶是格物”只是钱绪山第一个阶段的想法，他的学问后来还有很大的变化，这句话确实不能“遽以概先生也”。

刘念台还说：“夫不离愚夫愚妇而直证道真，彻上下而一之者，其惟‘良知’二字乎？呜呼！此真钱先生之言而子之言也。学者欲求端于阳明子之教者，必自先生始。乃根器如金如，而独有取于先生之言，亦可为善学也已。”［620］王朝式，字金如，浙江绍兴人，拜晚明王学传人沈国模为师，后跟随刘念台学习。王金如摘录钱绪山之言而成《钱绪山先生要语》。刘念台为此《要语》而写了一篇序。在此序中，刘念台称赞钱绪山能够不离愚夫愚妇来阐发“良知”，提出学者要学阳明心学，必须从读钱绪山之言入手的观点。刘念台这是将钱绪山定性为阳明心学真正的传播者。

到了黄梨洲，他认为：“邹东廓之戒惧，罗念庵之主静，此真阳明之的传也。……（钱绪山、王龙溪）之‘良知’，俱以见在知觉而言，于圣贤凝聚处，尽与扫除，师门之旨，不能无毫厘之差。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先生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练，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镬，何也？龙溪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先生则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耳。”［621］梨洲于学术文献整理建功至伟，于心学工夫则稍逊乃师，故而他对王门后学的评价不能不有所偏。值得注意的是，他说钱绪山“不失儒者之矩镬”，可以说明两层意思：一是说钱绪山对阳明心学没有多少创新，二是说钱绪山恰恰承接了阳明心学的基本精神。

钱绪山说：“学问未透真悟，不免以意见相承。意见即真性之障。真性上元无欲根可住，元无拟议可精。真性流行，无欲非理，无义不拟。但非精义无间、尽脱欲根者，又未可以语言虚见承接。”［622］钱绪山的这段话，笔者理解有两层意思：其一，对于阳明的学说，有两种讲法：一种人没有真实用功有所透悟，而是以自己的意见去讲，这些意见反而成为他实地见性的障碍；一种人做了工夫，实地见到了真性，他来解释阳明心学，所言无不合“理”契“义”。其二，对于阳明心学，依靠语言虚见是解释不了的，只有那些实地用功见到真性的人，才能真正承接得住阳明心学。钱绪山所说的这些意思，阳明也曾说过。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623］

同样都是在传播阳明心学，如何区分：谁传的是真阳明心学，谁传的是假阳明心学？阳明先生曾经说过：“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辩？只得开坟，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624］以上我们讨论了阳明心学的精神，讨论了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也讨论了钱绪山对“良知”的看法以及“致良知”的工夫体验，还讨论了钱绪山对他人修身方法的批评以及他人对钱绪山的评论。这正是在做“滴血认亲”的工作，即将绪山之学的“血”滴在阳明心学的“骨”上。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判断：钱绪山对阳明心学不是以“语言虚见承接”，而是以实地用功真有所见来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