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研究：阳明心学的传播者

以上是钱绪山的“良知”本体，接下来我们谈他的“致良知”工夫。在钱绪山看来，首先要立志专一。王阳明也特别重视立志。他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516］钱绪山承继了王阳明的这一说法，他说：“若真从要明心性，还复真元，以植立天地，只此一念，便与尧、舜、三王、孔、颜相接。从此无间，就时时在尧、舜、三王、孔、颜路上，便是参天两地、瞬息千古矣。若尚有别念憧憧在内，便是立志未一，纵在此讲说，不过长得知见，于心性何益？”［517］以钱绪山的意思，人要立志，就要立志做尧、舜、三王、孔、颜那样的圣贤。程伊川曾说过，人要立志就立志做圣贤，其他的都算不上立志［518］。一个人真要立志做圣贤，真要立志真切，那他自然会“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诠释着他的志向。因此，提到“立志”，也可以说将“致良知”学说都讲尽了。

西方教育家茨达其尔［519］曾说：“如果人做出了决定，那么他不仅在做出这个决定（一种不断地为遵守某种约束而实行的决定）的瞬间决定自己，并渐渐地会使违背这种约束的倾向削弱下来，使遵守约束变得容易起来，甚至使它变成一种需要，不再如此频繁地被驱使去遵守它……因此自决成了人自我塑造的手段。”［520］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阳明心学为什么那么强调“立志”的原因。陆象山在白鹿洞书院阐释“义利之辨”时，其实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521］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要做到立志专一，就必须“屏息诸缘”。钱绪山说：“学者志道，果肯屏息诸缘，此心全体已是炯然。吾人自性自明，本来具足，只因诸缘积习流注，覆盖本来真面目，不得发见流行。当下屏息诸缘，此便是回天续命的手段，更有何法可得？”［522］所谓“诸缘”，也就是各种攀附而起的念头，也就是与“良知”相牴牾的念头。正是“诸缘”遮盖了人本有的“良知”。“屏息诸缘”就是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也就是“将胜心习气知见等项一齐除却”［523］。如此这般，“良知”便能自然发见流行。由此可见，“屏息诸缘”也就是“致良知”。

钱绪山如此强调立志专一和屏息诸缘，好像将“致良知”说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实他所主张的“致良知”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这番功夫是要下在“心”上。钱绪山说：“今人在天地万物中，自统体而言，谓之天下国家；自耳、目、口、鼻、四肢而言，谓之身；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由天下国家约入身来，身岂不是天下国家的本？由耳、目、口、鼻、四肢约入心来，心岂不是身的本？如树之根，要枝干条叶畅茂条达，须从一根上培壅。一心之微，天则自然，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儒之所以为儒，聪明圣智，皆由此出。当下信得及，只在此下手，天下国家，更无有欠缺。”［524］

在“心”上下功夫的目的，是使“此心精凝纯固”。钱绪山说：“使此心精凝纯固，常如对越神明之时，则真机活泼，上下昭格。”［525］要使自己的心“精凝纯固”，就必须要保持一颗戒惧之心。钱绪山说：“自古圣贤，未有不由忧勤惕励而能成其德业。”［526］王阳明弟子张浮峰“以戒惧为入门”［527］。这种戒惧之心，是一种敬畏之心。孔子强调“敬事而信”［528］，阳明弟子邹东廓之学即“得力于敬”［529］。戒惧之心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担心害怕。担心害怕只是“在福祸利害上著脚，终涉疏浅”［530］。戒惧之心是要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使自己的“本心”常惺惺然。一个人处在敏感之中，他的素质自然而然就会潜滋暗长。因此，钱绪山直截称“戒惧即是良知”。他说：“戒惧即是良知，觉得多此戒惧，只是工夫生。久则本体工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531］人保有戒惧之心，当下保有敏感，开始可能感觉很累，而且有拘迫之感，这是因为工夫生疏的原因。熟练以后，自然能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且还是“真机活泼，上下昭格”。二程也说：“学要信与熟。”［532］彭季山一味的“贵主宰而恶自然”［533］，便失之于偏。其实古代圣贤戒惧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未尝没有戒惧。

保有戒惧之心，并不是直接在心上用功。钱绪山说：“盖心无体，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应感起物而好恶形焉，于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534］他还说：“心无体，以知为体，无知即无心也。知无体，以感应之是非为体，无是非感应即无知也。”［535］在感应好恶上用功，也就是在那“一念微处”用功。钱绪山说：“知得良知是一个头脑，虽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处；虽独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处。”［536］总之，不管人是在有事时也好，还是在独居时也好，都是要在“一念微处”用功。

有事时，需要在事上磨练。钱绪山说：“必去举业、去簿书、去家务，而后可以讲学，须是出家为释子道流。然释子道流亦未尝无事，天下安得无事之人而与之讲学乎？必无事之人而后可与论学，然则所学者竟何事耶？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于帝，无非取善之地。耕稼陶渔，不妨其作圣。”［537］王阳明也强调在事上磨炼，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538］(www.xing528.com)

无事时，也需要收摄精神。钱绪山说：“静中收摄精神，勿使游放，即心体湛一，高明广大，可驯致矣。作圣之功，其在此乎！”［539］总之，“致良知”本来就是一个“动静皆定之学”。钱绪山说：“但见得良知，头脑明白，更求静处精炼，使全体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炼，使全体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见吾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时动时静，不见其端，为阴为阳，莫知其始：斯之谓动静皆定之学。”［540］

动时要“精炼”，静时要“精炼”，说到底就是要让“良知”时时呈现。钱绪山说：“圣门之学以不逾矩为准。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即所谓良知，即所谓至善。……故行有不得，反求诸矩。矩若加损一厘，便不免龃龉。切磋琢磨，步步有下手处。”［541］“矩”就是“天理”，就是“良知”。人生在世，碰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依靠“良知”来做主，都要寻求“天理”。这里强调的“切磋琢磨”，实际上是在“好恶”上用功夫。钱绪山说：“致知之功在好恶上，故曰‘致知在格物’。离却好恶，更无致知之功矣。”［542］他还说：“除却好恶，更有甚心体？……平旦之气，好恶与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谓之几希。”［543］人要全体著察自己的好恶：是真心之所好，那就只管行将去；是真心之所恶，那就尽力去避免。这就是“致”自己的“良知”。阳明学派特别强调“诚意”工夫。“诚意”也只是“诚”自己的那点“意”，自己是不是尽心尽力，自己自然知道。所谓“止于至善”，也就是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钱绪山提倡“良知见在功夫”，也是表达这一层意思。他说：“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地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544］所谓“见在”，与过去、未来相对而言，就是指当下。邹守益说：“过去未来之思，皆是失却见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系其心。”［545］而“良知见在功夫”，正是要人抓住当下，让自己现有的素质完全地自由地呈现出来，要时时保持一种警惕（或者说一种敏感），尽可能地做到“念念精明，毫厘不放”。钱绪山说：“故学者初入手时，良知不能无间，善恶念头杂发难制，或防之于未发之前，或制之于临发之际，或悔改于既发之后，皆实功也。由此而入微，虽圣人之知几，亦只此功夫耳。”［54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钱绪山的“致良知”不是任意而为，而是要真实地下一番功夫。

钱绪山解释“操”字的一段话，更值得我们去分析。孟子谈人心，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孟子·告子上》）钱绪山解释说：“夫所谓操者，操练操习之操，非把持执定之谓也。心之真体，元来变动活泼，岂容执定？人能操习此心，或顺或逆，或横或纵，随其所为，时时还他活泼之体，不为世故物欲所滞碍，此便是操心之法。”［547］钱绪山提出的“操心之法”，揭示了阳明心学的精神血脉！“操”是操习操练的意思。“操心”就是操习自我“本心”，也就是让“良知”时时呈现。钱绪山所谓的“操心之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让人的素质完全的呈现，在素质呈现中来涵养素质。钱绪山说：“但愿简易直截，于人伦日用间无事拣择，便入神圣，师门之嘱也。”［548］“无事拣择”就是没有任何挂带。在素质呈现中来涵养素质，也就是在人伦日用中不搀入私念，这是多么的简易直截。

钱绪山也讲格物，他说：“物者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从无声无臭中著见出来，格物者，顺其帝则之常，不使一毫私意间隔于其中也。若无私意，不待格而自无不格；若有私意，格其不正以归于正。”［549］我们将绪山之言与阳明之言作一对照，可以看出，钱绪山与阳明先生的说法几乎没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