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时期云南的历史及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1.隋朝唐初治滇

581年，隋王朝建立，对南中地区沿用北周之制设立南宁州。面对爨氏踞滇，隋文帝杨坚于597年、598年曾先后派兵进军云南，打破爨氏割据，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改为州、县两级，并在云南设协州（今昭通）、昆州（今昆明），云南再度被置于中央王朝直接控制之下。

618年，唐朝建立，因无暇顾及南方边疆，遂重新起用爨氏，任命其为昆州刺史，又设南宁州都督府，实行“羁縻”统治。都督府开始寄驻成都，后又寄驻越嶲（今西昌），仅每年入滇视察一次。唐太宗继位后，将都督府迁至味县（今曲靖），并在大姚、姚安设置姚州都督府，每年派500名唐军到姚州戍守，加强了唐王朝对云南的统治。

2.南诏国的兴亡

（1）唐标铁柱

清代文人孙髯翁在《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所说“唐标铁柱”的典故，概括了唐王朝在云南治理的功绩，也是云南一段重要的史实。

7世纪初，吐蕃（今西藏）松赞干布接替赞普（王）位后，随即平息了贵族内部的叛乱，于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在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奴隶制的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与唐王室联姻，唐太宗派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进藏，结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舅甥亲谊”。松赞干布死后，吐蕃王朝的实权逐渐落在噶氏家族手里，同时开始对外进行武力扩张。670年，吐蕃王朝攻占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四镇（今新疆、甘肃境内），切断了西域“丝绸之路”的通商贸易，构成了对唐王朝西北地区的严重威胁。678年，尊业多布率兵先后占领了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盐源一带，其势力直逼成都，威胁着唐王朝西南地区的安全。

唐王朝为了平息吐蕃的扰乱，在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派御史唐九征为姚嶲道讨击使，率蜀兵讨伐吐蕃。刘肃在《大唐新语》卷十一中记载：“时吐蕃以铁索桥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命管记闾丘均勒石于剑川，建铁碑于滇池（洱海之误），以纪功焉……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云：‘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是也。”这就是史籍记载唐九征立纪功铁柱的史事。

明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说：“唐御史唐九征，立铜柱（铁柱之误）于点苍山之湍溪。”明李元阳在《游石门关记》中亦说：“至湍溪，为唐御史唐九征立铁柱之地，今失其处矣。”如今保留在弥渡县太花乡的“南诏铁柱”并非“唐标铁柱”，而是一根象征权力转移的纪念柱，为第十一世南诏王世隆建立。

（2）南诏政权

南诏是以乌蛮蒙姓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联合云南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在公元8世纪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唐初，云南较大的部族是两爨和六诏。爨是被夷化了的南中豪强大姓之一，蜀汉时兴起，至晋、隋已称霸南中。其统治地区史称“爨地”，居民以叟族为主，称为“爨人”，爨的部族称为“爨部”。其境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爨为朱提（今昭通），属“乌蛮”；西爨即建宁、兴古（今昆明、玉溪、楚雄、红河、曲靖、文山等地），属“白蛮”。“六诏”则都是“乌蛮”，包括哀牢、麽些、昆明等部族，分布在洱海周围地区。“六诏”分别是：蒙舍诏（今巍山县南部及南涧一部分，因在六诏之南，又称南诏）、蒙嶲诏（今巍山县北部及漾濞县一带）、邓赕诏（今洱源之邓川）、浪穹诏（今洱源之三营）、施浪诏（今洱源、剑川一带）、越析诏（今宾川）。

唐王朝为了削弱吐蕃在滇西的势力，支持蒙舍诏首先征服了洱海以南的白蛮诸部，并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后授皮逻阁为特进越国公（官阶为正二品），后又封皮逻阁为台登郡王、云南王。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蒙舍诏逐渐吞并了其余五诏，建立了以洱海为中心的“南诏”政权。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皮逻阁从巍山迁都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云南地方政权的统治中心便从今曲靖地区转移到洱海地区。南诏建立后，一方面致力于驱除吐蕃势力，成为唐王朝抵御吐蕃的西南屏障；一方面先后派遣数千人到成都“习孔子之诗书”，向唐王朝学习文化及统治的经验，以巩固其奴隶主政权；再一方面是笼络两爨首领，逐步占有了爨地。

南诏政权的这一番经营，对推进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出现了“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的局面。而南诏统治者自身也受到了封建文化的熏陶，出现了一些能诗善文的高手。例如大理人杨奇鲲所作的一首七律《途中》就被收入了《全唐诗》，与其他唐代诗人相比，毫不逊色。其诗（缺联）曰：“风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还青。海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

南诏不仅吸收了汉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包括西北民族）的文化也兼收并蓄，因此在音乐、舞蹈、建筑等方面形成了恢宏的气魄，蔚为大观。著名的骠国（位于缅甸）乐，就是由云南重新翻译后进献给唐朝廷的。白居易曾写诗描述他观看骠国乐演出时的生动情景：“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同时，流行于民间的“俗歌”也兴盛起来，常常是“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清桂馥《滇游续笔》）。

南诏建筑艺术也有相当水平，史载南诏的阳苴咩城（今大理城），城内有一方池，周边长达七里，水深数丈，里面养着各种鱼鳖；太和城（今大理城南太和村）的街道都用打磨整齐的石块铺成，连绵数里；龙尾城（今下关）则环抱在点苍山的南麓，面积达数里，城门面对洱海，建有桥梁，“长百余步”；大釐城（今喜洲）的五华楼，更是“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

南诏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行政上的长官也就是军事上的首领。朝廷设有清平官六人，相当于唐朝的宰相；大军将十二人，掌管军事。清平官、大军将在国王统率下商议国家军政大事，决定后由六曹长（相当于中央各部长官）去执行。后期改设九爽（即省），外设节度。其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南诏向四周开拓疆土，其势力由滇西发展到了滇中和滇东。其疆域东部和东北部抵今滇、川、黔边区，南面接今越南、泰国、老挝，西南达今缅甸，西界接印度，西北接西藏自治区。这样广阔的疆域，已尽有云南之地，并超出了今天云南的范围。

南诏建立后，臣属于唐，但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时疏时密。由于唐王朝政治上的腐败以及唐玄宗后期在云南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导致南诏叛唐，爆发了历时数年的“天宝战争”。后来，由于唐、吐蕃、南诏三方的战争以及南诏统治集团的年年征战，到了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灭了南诏国，建立了大长和国。南诏政权从细奴逻至舜化贞，共传13王，历时253年。

（3）天宝战争(www.xing528.com)

天宝战争是云南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事，因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故称“天宝战争”。

引发天宝战争的导火线，是唐王朝姚州都督张虔陀对南诏的“征求无度”，又侮辱了南诏王阁罗凤的妻女，反诬陷阁罗凤要反叛，因而激怒了南诏起兵诛杀张虔陀，占领姚州，并夷州32县。事后，唐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于天宝十年（751年）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6万南征。唐军压境，阁罗凤又派使者前去求和表示愿赔偿，归复府城。但是，鲜于仲通刚愎自用，不但不允，反而扣押了使者，于是战争再起，结果唐军大败，大将王天运战死，统帅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唐朝宰相杨国忠并不甘心其失败，又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征天下兵”10万，命李宓、何履光率领出征。出征时，亲人前来送别，哭声震野。这支毫无斗志的军队来到云南后，遭到南诏与吐蕃联军的夹攻，结果全军覆灭。“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南诏德化碑》这四句话，概括了当时战争的情况。

唐王朝的穷兵黩武，不但破坏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而且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20万唐朝甲兵“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使得唐朝国力耗减，“自我致寇，大为国患”，战后仅1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奔四川避难，到陕西马嵬驿时，愤怒的士兵杀死奸相杨国忠，逼得杨贵妃自缢。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总结这一时期暴政的危害时说：“盖是人事，岂唯天时！”天宝战争，即其“人事”之一端。

尽管南诏曾与唐王朝一时决裂，却从未自外于中国，云南与中原统一团结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南诏王阁罗凤于大历元年（766年）专门在王都太和城立《南诏德化碑》，说明南诏叛唐是因为边官所逼，有不得已的苦衷，表明愿意改正前过，效忠唐朝。唐贞元十年（794年），唐朝派袁滋为特使，到云南册封继南诏王位的异牟寻为“南诏王”，并向他颁发了“银窠金印”。袁滋为此亲自题写了册封事由，刊刻在盐津县豆沙关（石门关）的山崖上，至今犹存。南诏与唐朝和好之后，军事上互为犄角，多次大破吐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至于唐王朝，虽有《南诏德化碑》与袁滋出使的佳话，但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国力渐衰，不得不又“遥而系之”，通过羁縻制度与南诏保持名义上的藩属关系。

3.大理国的盛衰

（1）大理国政权

大理国政权建立之前，还先后出现了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三个政权，共历时36年，时值中原地区遭受唐末及五代十国战乱的时期。其间，白蛮贵族势力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乌蛮占据了统治地位。时任通海节度使的白蛮贵族段思平，为反对“大义宁国”的统治，提出“免徭役”“减免税粮”的口号，得到滇东三十七部的支持，组织了一支10万人的武装，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在石城（今曲靖）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接着，段思平进军大理，攻下羊苴咩城（今大理城），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大理国权臣杨干贞和高智升先后篡夺了王位，后来由于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的反对，高氏才将王位归还段氏，史书上称之为“后理国”。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兵乘革囊（羊皮筏）渡金沙江灭了“大理国”。

大理国从段思平至段兴智共传22王，历时316年，大体与宋王朝相始终。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不像史书所说“宋挥玉斧”那样划为“外域”，割断了往来。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宋王朝封大理王为“云南八国都王”，后来又封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淳化五年（994年）加封为“特授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忠顺王”。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册封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同时，大理国也不断向宋王朝称臣纳贡，互相通商往来。大理国王段和誉给宋徽宗的奏文说：“臣累年以来尝遣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宋朝灭亡。

大理国的疆域与南诏国大体一致（包括现在的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其都城为大理羊苴咩城，设八府、四郡、三十七部。

大理国建立后，在政治上实行封建奴隶制度。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贸较为发达。“大理刀”吹毛透风，异常锋利。“大理马”闻名全国，成了大理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佛教义理渗透到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这时，洱海地区的白蛮文化已提高到汉族的水平，产生了“白文”，并用白文写下了《白史》《国史》等历史著作，这些历史著作以及诗歌、曲本、经书等广为流传。大理国描工张胜温在1180年所画《大理国梵像卷》，被誉为“南天瑰宝”。祥云水目寺塔、昆明地藏寺经幢、安宁法华寺石窟、曹溪寺、阿嵯耶观音像等，就是大理国时期的重要文物。

（2）宋挥玉斧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之后，派大将王全斌率兵入四川，后蜀皇帝孟昶投降。据说王全斌想趁机攻取云南，将滇蜀的地图呈献给赵匡胤。然而，由于宋太祖错误地总结了唐朝灭亡的历史经验，用玉斧（文房镇纸之物）在地图上沿大渡河一画说：“此外非吾所有矣。”这就是“宋挥玉斧”典故的由来。然而，“宋挥玉斧”的记载是宋太祖赵匡胤死后140多年才在黎州（今四川汉源）的地方史志中提到：“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当然，赵匡胤并未对云南用兵倒是事实，这是因为在宋朝刚建立之后，他忙于对付北方辽政权的侵扰，加上江南地区又没有完全平定，所以无力顾及西南地区。

元初郭松年作的《大理行记》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然大理）相与史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玉斧”也没有割断大理国与宋王朝的联系，大理国还不断向宋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封赏。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王朝在大渡河上造船，“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并相继开放民间交易市场。大理国与宋王朝民间的通商往来更是频繁，宋朝在云南与广西、四川的边境设有著名的“茶马互市”，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宋王朝灭亡。“茶马互市”有利于云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从而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到了宋朝末期，云南更成为南宋王朝抗御蒙古贵族的西部战线的重要基地。当蒙古军企图绕道云南袭击南宋后方时，大理将军高和率众在九禾（今丽江九河）英勇阻击，打退了蒙军的进攻，至今九河地方还保存有“白王塔”遗迹，以纪念这次作战的阵亡将士。

（3）景陇金殿国

12世纪，西双版纳傣族首领帕雅真以“景兰”（今景洪市东南曼景兰）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景昽金殿国”政权，又称“泐国”。泐国的第一个召片领帕雅真，于傣历542年（1180年，宋淳熙七年）入主勐泐，曾受大理国国王段兴智的封赠，颁给一枚虎头金印。

泐国下有许多部落，子民数以万计，有象、马成千上万。帕雅真有4个儿子，长子、次子、三子的封邑分别在今泰国景迈、缅甸勐皎、老挝万象一带，四子继父位为勐泐王（即西双版纳的第二个召片领）。此后子孙世袭至20世纪50年代最后一代（第39代）召片领，共传7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