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1.秦开五尺道

秦统一六国以前，就已实施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和统治。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攻灭巴、蜀两国，先后设置了巴、蜀、汉中三郡，云南境内的丹、犁两部落即开始接受秦的统治。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蜀郡郡守张若又向岷江以南用兵，把秦的统治势力延伸至今滇西北的丽江一带。在李冰任蜀郡郡守期间，即已开始开山凿崖，开辟从今四川宜宾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由于石硬山险，便采用火烧浇水的办法，使岩石开裂，易于开凿，因此史载在这条“僰道”上留下了大量火烧的痕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进一步加强对西南的开发，派将军常頞继续修筑僰道，一直修到今曲靖附近，沟通了首都咸阳与云南的联系。由于其道仅宽五尺，时称“五尺道”。“五尺道”的修筑，使云南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关中、四川和云南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大大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秦开“五尺道”遗址，在今昭通豆沙关、曲靖珠江源等地还有留存。

2.西汉开发云南

（1）汉习楼船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今葱岭以西）后回到了长安，在给汉武帝刘彻的奏折中说：“臣在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今印度）。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见《史记·大宛列传》）

在张骞的建议下，汉武帝派王然于等使者寻访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使者来到滇国，受到国王尝羌的欢迎，并派出十几批人协助，一年多后到了洱海附近，受到昆明族的阻隔，未能如愿。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为了打通这条商道，在京城长安“凿昆明池象之”，以训练“楼船水军”，准备征讨洱海地区的昆明族，进一步打通南方丝绸之路，于是留下“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唐代杜甫的诗句“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也叙述了这一史实。

蜀身毒道，是我国陆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是由蜀（四川成都）经滇（云南）、骠（缅甸）通往身毒（印度）的古老交通线。它从四川成都分为越嶲道（越西）、朱提道（昭通）两条道路进入云南，在滇西为博南道（永平）、永昌道（保山），到腾越（今腾冲）接天竺道（印度），直通缅甸、印度到达欧亚各国。事实上，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期就已开通，它比北方丝绸之路还早两个世纪。

（2）封滇王赐金印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兵10万征服云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发巴蜀兵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因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昆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汉武帝封滇王并赐印的真实性，并成为云南地区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标志和实物证据。

云南20世纪后半叶的三次重大考古发掘分别是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构成了云南考古发掘的“三足鼎立”，再现了古滇王国史实。古滇王国的历史大约从战国至东汉中期，王都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其疆域大致东起曲靖、泸西一线，西至禄丰、安宁，北达昭通，南抵新平、元江、个旧等地；其民族以滇人为主，还有昆明人、叟人、汉人等；其经济以农耕为主，还有畜牧、渔猎等，以及矿产、冶铸、纺织、制陶等手工业。古滇王国是当时云南最先进的地区。

（3）设置益州郡

征服云南部分地区之后，汉武帝设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益州郡，下辖24县，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区晋城）。滇西设有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不韦（今保山）、嶲唐（今施甸）六县，其中的云南县是“云南”一词的最早出处。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特别是益州郡的设置，使云南从此纳入全国统一行政建制，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云南的开发。

汉武帝在设置郡县的同时，又分封了当地一些较大的民族共同体统治者为王，以其来管理本民族。但这些封王仍要听命郡县官吏，地位不能与内地的王相比。譬如，庄蹻后人尝羌举国降附，被汉武帝封为滇王，赐给“滇王之印”，令其治理滇民，但他仍要服从益州郡太守指挥。

3.东汉开发云南(www.xing528.com)

（1）拓修博南古道

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朝廷在滇西设置哀牢县（今腾冲、龙陵、芒市以西一带），在滇西南设置博南县（今大理州永平县），拓修了博南古道，进一步打通了南方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等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博南古道跨过澜沧江处设立了兰津渡口，这是云南最早的渡口，最初只是篾绳为桥，到明朝成化十年（1474年）改修为铁索桥，定名霁虹桥。在拓修博南古道时，留下了云南最古老的民歌——《通博南歌》：“汉广德，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

（2）设立永昌郡

公元69年，东汉在西汉基础上对云南继续实行设置郡县、委官施治的制度，并借哀牢王柳貌率众大规模内属之机，加强了对澜沧江以西的开发，将益州郡中划出的6县与新设立的哀牢县、博南县合并新设永昌郡，郡治在嶲唐，后迁至不韦县（今保山市隆阳区金鸡村）。这片地区古称“哀牢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大体包括了今天的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6个州市。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居住着哀牢、濮、嶲、掸、昆明等众多民族。

《后汉书》记载永昌郡有23万多户，189万余人，在东汉105个郡国中居第二位。永昌郡的设置是公元1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完成了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统一，标志着我国在滇西地区的疆界初步确定。同时，永昌郡作为东汉王朝在西南的重要基地，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以及天竺（古代印度）、大秦（古罗马帝国）的交通要道。

4.诸葛亮平定南中

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章武三年（223年），南中（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益州郡（今晋宁）豪强雍凯和云南少数民族首领孟获趁刘备刚死，起兵反叛蜀汉，造成“南中诸郡，并皆叛乱”的局面，直接威胁着蜀汉的统治。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部队从成都出发，循岷江而下，经汉阳（今威宁）至僰（宜宾）后，再分三路：马忠向牂牁（今遵义），李恢向益州，诸葛亮向越嶲，溯马湖江至安上、卑水（昭觉）与高定交战，直追至邛都（今西昌），又南下今会理，收复越嶲。诸葛亮于五月从金沙江西岸拉鱼乍渡江至青蛉、弄栋，追击孟获至滇池、建宁（今曲靖）。这时马忠收复牂牁，李恢收复益州，三路大军会师滇池，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七擒七纵”叛军统帅孟获，终于使其心服口服，表示不再反叛。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调整行政区划，新设云南郡，并委派原永昌大姓吕凯为云南郡太守，辖区大体包括今天的楚雄、大理、丽江，自此“云南”所指范围扩大。同时，把南中原来的4郡调整为7郡，增设了一些新县。建兴三年（225年）十一月，诸葛亮班师由朱提道经汉阳回到成都。诸葛亮在政治上对包括云南在内的南中实行羁縻政策，即任用本地或本民族首领为地方官吏，使民族关系得到改善、云南经济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滇池地区、洱海地区和今曲靖地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云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云南名士赵藩在为成都武侯祠题写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对联中，高度评价了诸葛亮审时度势平定云南的功绩。

5.晋设宁州和爨氏踞滇

蜀汉炎兴元年（263年），魏灭蜀；次年，司马氏篡魏，建立晋朝。为了加强对南中的统治，并使南中成为直属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把建宁、云南、永昌、兴古等南中四郡从益州分划出来，设立宁州，与益州为同级政区，统治中心在曲靖（当时称味县）。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是直属中央王朝的一级行政单位。宁州的设置，是云南由“蛮荒”“化外”之地发展为与内地行政设治趋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了东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中央王朝已失去了对宁州的直接控制，云南被“南中大姓”爨氏统治，直到隋初。云南的南中大姓，为西汉以来进入南中地区屯戍的汉族移民与氐、叟等民族融合发展而形成，主要集中在朱提（昭通）、建宁（曲靖）两郡。东晋初年，霍、孟两大姓氏火并，爨氏坐收渔人之利，成为宁州最强大的势力。南北朝时期，爨氏名义上接受中原王朝管辖，受封刺史、太守等名号，实际上却独自为政，称霸宁州。

在“南中大姓”爨氏踞滇的400多年间，宁州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留存至今的陆良《爨龙颜碑》、曲靖《爨宝子碑》、昭通《孟孝琚碑》以及霍氏晋墓壁画，记述了这段史实。其中，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书法独特，为隶书到楷书过渡的典型，被誉为南碑瑰宝、书坛神品，是研究我国书法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同时对研究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