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空观研究：崔浩的天文历法知识及其政治说服力

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推理，既然崔浩能够经常把天象变化作为自己的政论依据，其前提条件应该是非常精通天文历法和数学计算，只有掌握这些专业技术知识，才会增强他的政治说服力和理论高度。那么事实上崔浩掌握的天文知识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呢？下面通过分析崔浩与北魏大臣高允针对修改历法的一段对话，或许能够得到客观的了解。

《魏书·高允传》记载：“时（崔）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允。允曰：‘天文历数不可空论，夫善言远者，必先验于今。且汉元年（前206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讥今，犹今之讥古。’浩曰：‘所谬者何？’允曰：‘案《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被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欲为变者何所不可，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七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33]崔浩担任北魏高官期间，汇集多位术士编订出一部北魏的新历法，并把它展示给高允看。围绕这个新历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涉及“五星聚东井”与水星和金星围绕太阳的运行轨道等天文知识，即“附日”和“被日”的行星运行问题。下面先考察刘邦进入咸阳时，是否出现过“五星聚东井”的天象。

《汉书·高帝纪上》记载：“元年（前206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34]所谓“五星聚东井”，是指太阳系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在汉高祖刘邦元年十月进入到南方七宿的井宿星区，那么这年五大行星聚于东井，与刘邦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呢？由于战国以来就出现天地分野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把东井天区对应秦上郡，《淮南子》和《汉书》等史书，记载天地分野说的对应关系是东井属于秦国的分野。^[35]日本学者小岛祐马先生同样认为，南方七宿的东井天区对应秦国分野。^[36]如果五星在东井天区聚会预示着秦国将要灭亡，西汉政权将要兴起。但是高允反对崔浩说“天文历数不可空论”，这是因为天文历法需要科学计算，尽管古代没有现代科学意识，但是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天文历法不仅关系到民生，甚至可以左右国家的政治走向。并且高允还进一步分析说：“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也就是星占术士们的天文历法知识过于浅薄，没有经过科学计算就主观认为汉元年冬十月五星会聚于东井天区，这是“史官欲神其事”，并没有推究其中的天文历法的深刻道理。所以史官用“五星聚东井”的特殊天象，证明秦亡和刘邦进入咸阳都是为了表达天意，实际上这仅仅是出于政治家或者星占家的主观愿望而已。这说明高允或许已经推演过这个天象历法问题，只不过一些术士结合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把原本毫不相关的历法和灾祥联系到一起。实际上，所谓“五星聚东井”要具备时间与空间的两个前提条件，即五大行星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同时聚合在东井天区，空间上必须在东井所属的33度范围内，只有具备这两个前提条件，才能发生“五星聚东井”的天文现象。下面从时间、空间和历史材料三个方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其一，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五星聚东井”的天象问题。《汉书·律历志上》记载：“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37]可以看出汉高祖元年仍然使用秦政权的建亥历法，按照古今历法的时间换算，汉元年十月应该在公元前206年11月14日至公元前206年12月13日之间。^[38]根据《五星聚会表》提供的相关数据，公元前206年共计发生了4次五星聚会的天文现象。它们分别是：“第1次BC 206年5月30日08时32.5分，聚会角为21.1度；第2次BC 206年7月1日19时09.1分，聚会角为39.7度；第3次BC 206年7月7日07时30.0分，聚会角为42.0度；第4次BC 206年8月1日22时15.9分，聚会角为38.9度。”^[39]可以看出，尽管这年有4次五星聚会时间，但是都不在公元前206年11月14日至公元前206年12月13日的范围内。所以仅从时间上还不能证明汉元年十月出现过“五星聚东井”的天文现象。二十八星宿与月份之间的关系见表7-1。

其二，从空间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五星聚东井”的天象问题。中国古代的天文官划分周天大约为365 1/4度^[40]，二十八星宿分布在天赤道与黄道之间，古人通过肉眼观测五大行星的运行轨迹，也是根据它们在这个环形带的空间位置判断。《汉书·律历志下》和《魏书·律历志上》记载二十八星宿的各个天区的相关数值完全相同，“东井”属于南方七宿，并占据天空的33度。^[41]张培瑜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汉元年十月太阳在尾箕斗，水星在尾箕，金星在牛女，火星在氐，木星在毕，虽然土星在井宿，但是与木星相距大约30度，与火星、水星、金星皆相距一二百度。”^[42]可以看出五大行星在这个时间内并没有合聚于“东井”。所以在“五星聚东井”的问题上，不得不怀疑崔浩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非常主观。而且在推算“五星聚东井”的问题上，并没有结合天文历法计算数据，其知识体系仍属于汉代以来占星家的理论范畴。

表7-1　二十八星宿与月份对照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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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按照前文《魏书·高允传》的记载，其后崔浩又对高允说：“以前三月（七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实际上这是崔浩发现自己以前计算的历法数据存在错误，所以又将“十月”改成“七月”。关于“五星聚东井”究竟发生在汉元年的“十月”还是“七月”，历史上很多学者有过相关的讨论。《汉书·高帝纪》“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条载：“刘攽谓，五星本以秦十月聚东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亦即崔浩前三月之说也。”^[44]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的刘攽赞成崔浩的七月“五星聚东井”的观点。明末顾炎武《日知录·改月》又载：“刘攽曰：按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过一两次，今十月而从岁星于东井，无是理也。然则五星以秦之十月聚东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当在鹑尾，故太白辰星得从岁星也。”^[45]虽然顾炎武没有直接参与讨论汉元年的十月或七月是否发生过“五星聚东井”的天象问题，但是他认为：“案此足明记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为汉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误为十月，正足以为秦人改月之证。”^[46]这说明他间接地赞成了汉元年七月“五星聚东井”的观点。但是与此相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志》“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条载：“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刘敞（攽）曰：按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两次，今十月而从岁星于东井非理也。然则五星以秦之十月聚东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当在鹑尾，故太白辰星得从岁星也。（王）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于东井之说，其实非也。……十月五星聚东井乃事之必无者，高允以为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是也。”^[47]王念孙与其子王引之皆否定崔浩而赞成高允的历法观点，这说明历史上的学者们就对汉元年的十月或者七月是否发生过“五星聚东井”的天文现象产生过争议。

那么按照崔浩再次修改的时间，汉元年七月是否出现过“五星聚东井”的天文现象呢？汉元年七月在公元前206年8月7日至公元前206年9月5日之间，^[48]张培瑜先生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月只有土星在“井宿”，其余四星不仅不在该天区，甚至它们之间相距非常遥远。^[49]所以尽管崔浩改正以前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的观点，并再次提出汉元年七月发生“五星聚东井”，但是结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判定汉元年七月也未曾出现过这样的天文现象。崔浩在天文历法上摇摆不定的态度，恰恰说明他对于五星运行情况和历法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而且“五星聚东井”是非常罕见的天文现象，很难与历史上的开基帝王的即位时间相遇，但是占星家愿意用这样的天人感应，强调秦朝灭亡和刘邦建立新政权，都是代表上天意志和历史的必然趋势。然而五星聚会原本就比较难遇，如果需要在相同时间内汇聚东井天区，则又增加了很大难度。并且还要与历史上的初代帝王建国兴邦联系起来，在时间、空间和政治的三点上相契合，更是难以出现的事，所以崔浩的天文历法知识处在天人感应的思想层面，并不具备修改历法需要的严谨的科学态度。江晓原先生在《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一书中，引用黄一农先生研究成果，认为“五星聚东井”在刘邦入关的次年五月发生过。^[50]尽管这种观点仍然需要商榷，但至少说明当代学者认为汉元年七月或者十月，确实没有发生过“五星聚东井”的天文现象。

其四，金星和水星与“附日”和“被日”的天文问题。由于水星和金星为内行星，当太阳运行到尾宿天区时，金星与太阳的最大距角约为48度，水星约为28度。^[51]这时候它们几乎同升同没，所以才称为“附日”，也可以称为“伏日”，如果在这个度数内，用肉眼观测较为困难。所谓“被日”，也可以称为“背日”或者“逆日”，即此时金水二星背离太阳。关于金星的运行特点，古代天文官已经做过详细观测。《汉书·律历志下》记载：“金，晨始见，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顺，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见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见、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夕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顺，迟，日行四十六分度四十三，四十六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而伏。凡见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一凡夕见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一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万七千四百六十九分。一复，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52]这里面涉及金星的“逆”和“伏”就是《魏书》中崔浩言及的“被日”和“附日”。

关于水星的伏日与逆日，《汉书·律历志下》记载：“水，晨始见，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顺，日行七分度六，七日。顺，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八日而伏。凡见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万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见、伏，六十五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万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见，去日半次。顺，[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顺，迟，日行七分度六，七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凡见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百五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二十分。凡夕见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一复，百一十五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53]其中涉及水星的“逆”和“伏”的运行特点。根据前文高允引用《星传》的观点，金星和水星常常伏日运行，汉元年冬十月太阳视运动到东方七宿的“尾箕”，黄昏没于申南方位，此时东井刚刚出现于寅北方位，所以金水二星绝不会被日运行。如果按照崔浩的被日或者逆日观点，此时金星和水星应该在东井附近，这样才能出现“五星聚东井”的特殊天象。实际上，从地球上看金星和水星，此时它们与太阳运行到同一侧，这恰恰属于附日或者伏日的天文学范畴。但是崔浩认为“欲为变者何所不可，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意思是要想改变它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不怀疑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聚会问题，却怀疑水星和金星的由来问题。这种“欲为变者何所不可”，显示出崔浩对于天文历法问题过于随意的态度，因为五大行星运行各有其轨道和周期规律，它们聚会并不是随意就能实现的，盲目改变行星的逆行和伏行，只能说明崔浩不懂天文历法。

因为汉元年十月绝对不可能出现“五星聚东井”的天象，所以崔浩掌握的天文历法存在常识性的错误。那么除了天象问题中崔浩存在明显错误，他修订的历法又有怎样的特点呢？《魏书·律历志上》记载：“真君（440—451年）中，司徒崔浩为《五寅元历》，未及施行，浩诛，遂寝。”^[54]这说明崔浩确实在世祖太武帝真君年间，曾经进献过一部《五寅元历》，但是其后获罪被杀，这部历法也没有正式施行。那么崔浩编订的历法是否客观实用呢？《魏书·律历志上》记载：“世祖应期，辑宁诸夏，乃命故司徒、东郡公崔浩错综其数。浩博涉渊通，更修历术，兼著《五行论》。是时故司空、咸阳公高允该览群籍，赞明五《纬》，并述洪范。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践祚，乃用敦煌赵《甲寅》之历，然其星度，稍为差远。”^[55]这条史料说明北魏时期崔浩确实参与过修订历法，但是由于这部历法并不精密，高宗即位主要采用敦煌赵的《甲寅》历法。由此可见崔浩修订的历法没有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不精确应该是重要原因。

那么与崔浩探讨过修订历法的高允，又拥有怎样的天文历法知识和灾异思想呢？《魏书·高允传》记载：“（高）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唯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问此。’雅乃止。”^[56]可见高允精通天文历法和阴阳术数，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能够窥见他反对灾异的思想，只不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见解而已。所以崔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绝非依靠天文历法知识，而是应该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