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空观对占卜方法与政治关系的影响

下面再考察表6-5的第2条的日食时间、日占卜辞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魏书·天象志一》记载：“天赐五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占曰‘后死’。六年七月，夫人刘氏薨，后谥为宣穆皇后。”^[47]根据《日食表》的研究成果，天赐五年七月戊戌朔为纪元408年8月13日，但是当天并没有发生过日食，距离这天较近的408年8月8日，为道武帝天赐五年七月癸巳日，发生了一次食分为1.05的日全食。那么这两次日食是否拥有内在联系呢？《春秋·潜潭巴》记载：“癸巳日蚀，在阳位者权不行。”^[48]这里没有“刘氏薨”的卜辞结果。《春秋·潜潭巴》记载：“戊戌日蚀，有殃，主后死。”这里面有北魏占卜“刘氏薨”的相关卜辞，即“后死”的结果。可见把纪元408年8月8日发生的日食时间，向后推迟5天是有特别的政治意图。然而道武帝为什么这样迫切地需要“主后死”的卜辞，“后死”对于当时的北魏又有怎样的政治意义呢？《魏书·太宗纪》记载：“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明元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49]由于道武帝服用过多剂量的五石散，^[50]天赐六年病情反复发作，^[51]他担心自己死去以后外戚会干预朝政，于是仿效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做法，赐明元帝其母刘后死。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认为北魏的这种子贵母死制度，无非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52]然而鉴于刘后并无大过无法找到合适的借口，于是为了确保社稷平安便假借日食诛杀刘后。此外，根据《魏书·天象志二》记载：“（天赐元年）四月甲午（404年5月2日），月掩轩辕第四星。占曰：女主恶之。六年七月，夫人刘氏薨。”^[53]这条月占资料也说明道武帝要借助天象诛杀刘后。

第6条记载日食发生在太平真君十年六月庚寅日，但是根据《日食表》，当日日食并没有出现，鉴于这条卜辞涉及北魏军事家崔浩被诛杀的政治事件，因此本书将在第七章专门讨论这个天象问题。下面在考察第9条的日占卜辞之前，先看一套《京氏占》“日六甲蚀”的卜辞内容：“甲子日蚀，北夷欲杀，中臣有谋。不者，大水在东方。乙丑日蚀，诸侯之臣欲弑其君。在西北兵行不胜，后有小兵。五谷颇虫伤。丙寅日蚀，司待欲弑君，后有小旱在东南。丁卯日蚀，诸侯欲弑君，在北方，后有蝗虫之殃。戊辰日蚀，同姓近臣欲弑君，后有地动，变在东南。己巳日蚀，婚家欲弑君，后有诸侯谋后在西南。庚午日蚀。司徒欲弑其主，兵必行，后有大旱在南方。辛未日蚀，司空欲弑君，后有大虫在东方。壬申日蚀，诸候相弑，在东北方，后有小兵，寇盗并行。癸酉日蚀，上强，天下谋兵，不出其年，大兵行始于西方。……甲辰日蚀，王后爵命绝，后有水。乙巳日蚀，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盗窃以为积，天子不知，日为之蚀。丙午日蚀，亲戚争嗣，同姓欲弑其主，后有大旱，在南方。丁未日蚀，执政欲弑，司徒不肖，后有虫，地震动。戊申日蚀，臣欲弑君，意在王位，后必有小水。己酉日蚀，西夷欲弑君，后有大兵，必西行。庚戌日蚀，司观之卿欲杀，有小旱。辛亥日蚀，司马之大夫欲弑君，反受其殃，后有虫害。壬子日蚀，诸侯同姓任政者欲弑其君，大夫害。癸丑日蚀，寇盗行，兵恐，君王目为不明。甲寅日蚀，同姓大臣欲弑其君，后有旱。乙卯日蚀，必有专政欲杀，不出三年，身被其诛，后有大虫。丙辰日蚀，帝命之极，武王乃得。丁巳日蚀，天乃去恶依圣人，后有小兵。戊午日蚀，有婚家执政，贼由妻始，后有旱。己未日蚀，臣不安居，君阴谋，欲侵，后地大动。庚申日蚀，骨肉相贼，后有水。辛酉日蚀，昆弟相杀，更有国家，后有兵大行，三年不息。壬戌日蚀，诸侯欲杀，在西南。癸亥日蚀，天下命终极，圣人更起，不可救止，后大雨水。”^[54]可以看出“日六甲蚀”的占卜方法，就是根据发生日食的干支日，对应这套卜辞的干支日进行预占和解读。

那么第9条的日占卜辞与北魏的政治文化有怎样的关系呢？《魏书·天象志一》记载：“（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朔，日从地下蚀出，十五分蚀七，亏从西南角起。占曰：‘西夷欲杀，后有大兵，必西行。’三年四月丁卯，坞州刺史尒朱天光讨擒万俟丑奴、萧宝夤于孜定，送京师斩之。”^[55]关于这次日食的时间，《魏书·天象志一》记载为魏庄帝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如果换算成现代历法是公元529年11月17日。那么这天是否发生过日食呢？根据表6-5显示，公元529年共计发生过两次日食，也就是529年1月26日和529年7月21日，^[56]均不是《魏书·天象志一》记载的529年11月17日，可以说，11月17日这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日食。因此可以断定第9条的日食记载，很可能是人为捏造的天象数据。但是问题在于，杜撰日食时间为什么必须选在“己酉日”呢？它与“日六甲蚀”的日占卜辞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呢？这就需要考察《魏书·天象志一》涉及的干支日，以及天文官占卜这次日食结果时，出现的几个历史人物与北魏末年的政治形势。

《魏书·尒朱天光传》记载：“建义元年（528）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57]万俟丑奴是北魏末年关陇起义军领袖，由于他领导的这支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北魏朝廷对此事非常忧虑。《魏书·孝庄帝纪》记载：“（永安二年）九月……万俟丑奴攻东秦城，陷之，杀刺史高子朗。”^[58]当他杀死刺史高子朗以后，占领了泾水、渭水一带的广大地区。其后投降北魏的南齐萧宝夤也投奔了万俟丑奴，这使整个朝廷产生了巨大震动。由于北魏末年内忧外患不断，或许在这样的政治前提下，借助天意打破这样的不利局面，成为北魏政权战胜敌人的宗教信念。葛兆光先生认为有时社会出现的“祥瑞”或“灾异”等异常现象，可以充当时势转化的象征。^[59]按照这次日食的时间推算，万俟丑奴杀害刺史高子朗在永安二年九月，恰逢永安二年十月初一为己酉日，尽管这天没有发生日食，但是“日六甲蚀”的己酉日的日占卜辞对北魏政权极为有利。即“京房曰：己酉日蚀，西夷欲弑君，后有大兵，必西行”。关于“西夷欲弑君”这句话，有造反或以下犯上的嫌疑，万俟丑奴正是当时的起义军领袖，地理位置处在首都洛阳的西部，比较符合这条卜辞的具体方位。“有大兵，必西行”意味着将有军队向西进攻这支起义军队。其后随着万俟丑奴战事失利，最终被尒朱天光擒获。《魏书·天象志一》对此记载：“（永安）三年四月丁卯，坞州刺史尒朱天光讨擒万俟丑奴、萧宝夤于孜定，送京师斩之。”关于万俟丑奴被杀的结局，其他纪传也有相同描述。《魏书·尒朱天光传》记载：“（尒朱）天光遣（贺拔）岳轻骑急追，明日，及（万俟）丑奴于平凉长平坑，一战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内执送萧宝夤而降。”^[60]尽管尒朱天光战胜了这支起义军，但是国力已经日渐衰微。当这次日食发生后的第五年，北魏政权最终走向分裂，公元534年东魏政权建立，公元535年西魏政权建立。(www.xing528.com)

通过这条卜辞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尽管没有发生日食，但是统治者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便授意负责占卜官吏主观杜撰日食时间，并在“日六甲蚀”中寻找适合政治形势的卜辞内容。换言之，秦汉以前日食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日占卜辞体系的逐渐成熟，日食本身并不能左右未来的政治走向，历代天文官总结的日占卜辞，上升为指导国家政治方向的理论工具。可以说这套卜辞体系是时空（日食）和卜辞（政治）的结合，对于上层统治阶级来说，即使没有这个日食（时空）存在，也会重视卜辞理论带来的政治指导作用。虽然日占卜辞是一种经验总结，但是毕竟属于人为的主观编撰的，它并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所以迄今为止依然无法证明，天象与人事之间拥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生日食和相关的干支日，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北魏政权统治，更不可能通过日占卜辞理论，寻找到解决国家政治危机的有效办法，日占卜辞理论只能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

那么北魏使用的“日六甲蚀”是怎样形成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中国古代一直采用干支纪时法，不论是大的年度时间单位，还是月份、日期，甚至最小的卯时、辰时之类的时辰单位，都采用同一种干支纪时法。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干支的文化传承应该非常久远，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出现了用干支日记载占卜天象以及时间的文献资料。^[61]关于它的基本含义，以及主要用途，有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卢央先生认为：“它是一套符号体系，在中国古代有广泛的应用，主要用于计时和记方位，因此它主要是时间和空间的符号。”^[62]这样记载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在中国古代一直得到延续。如：“癸亥卜，贞兄庚……兄己……”^[63]其中的“癸亥”应该指占卜的日期，这样的记载形式延续到后世。降至春秋时期，用干支日记载日期的基本形式与发生日食的时间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春秋》记载：“（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64]这说明用干支日记载日食时，时间与空间已经自然地组合起来了。曲安京先生认为至少从春秋时期开始，用干支纪日就从来没有间断过。^[65]可见干支纪日与日食时间结合得更为紧密了。所以汉代以后，天人感应成为政治建设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继而产生了《京氏占》和《春秋·潜潭巴》的“日六甲蚀”的日占卜辞体系。因此，《魏书·天象志一》保留的13条“日六甲蚀”的卜辞内容，是对发生日食的干支日进行的占卜方法，它对于北魏的政治人事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日六甲蚀”的卜辞体系，也可以说是时间与空间的理论组合。从时间上来看，一个干支日为24小时，从空间上来看，地球已经自转了一周，太阳视运动大约有1度左右的距离。这种时空观的结合形式，无疑增加了日占卜辞的逻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