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空观研究：揭示日十二月蚀的卜辞理论

《魏书·天象志一》记载5条与“日十二月蚀”相关的卜辞，下面借助《京房易传》《石氏占》和《陈卓占》三种卜辞进行比较分析。《京房易传》曰：“正月日蚀，大臣出走，不然，大臣一人死；二月日蚀，人主夫人死，不然大旱；三月日蚀，有欲反者，近期三月，远期三年；四月日蚀，人主有过，臣有忧；五月日蚀，诸侯多死，期三年；六月日蚀，人主有谋，外国侵，土地分；七月日蚀，有反者从内起，期三年；八月日蚀，大水败城郭，天下更始，期三年；九月日蚀，外主欲自立，不成，期一年；十月日蚀，奸臣在朝，二人亲，一人远陵君，君走；十一月日蚀，王者亡地，子弑父；十二月日蚀，天下有兵，大臣欲自立，不成，夫人弑君也；日以十二月正月蚀，破为两以上，王者尽走。”《石氏占》曰：“正月日蚀，不见光，人多疾；二月日蚀，不见光，人多丧；三月日蚀，不见光，水大出；四月日蚀，不见光，天下大旱；五月日蚀，不见光，大旱，民饥；六月日蚀，不见光，六畜贵；七月日蚀，不见光，其岁恶，又曰秦国恶之；八月日蚀，不见光，兵大起；九月日蚀，不见光，布帛贵；又曰卫国大恶；十月日蚀，不见光，六畜贵，又曰魏国鱼盐贵；十一月日蚀，不见光，鱼盐贵，又曰赵国大恶；十二月日蚀，不见光，谷粟贵，又日燕国牛死。”《陈卓占》曰：“正月日蚀，齐大凶，五谷贵；二月日蚀，鲁大凶，豆贵、牛死；三月日蚀，楚大凶，丝锦布帛贵；四月日蚀，宋大凶，牛食贵，六畜死；五月日蚀，梁大凶，牛死、畜贵；六月日蚀，沛大凶，稻米谷粟贵；七月日蚀，陈大凶，缯大贵；八月日蚀，郑大凶，兵起，兵革金贵；九月日蚀，韩大凶，衣盐贵；十月日蚀，秦大凶，鱼盐贵；十一月日蚀，燕大凶，鱼盐贵；十二月日蚀，赵大凶，帛贵。”^[40]

下面用这三套卜辞继续讨论《魏书·天象志一》记载的公元472年1月15日的日食时间、相关卜辞和占卜结果。《魏书·天象志一》记载：“高祖延兴元年十二月癸卯，日有蚀之。占曰：有兵。二年正月乙卯，统万镇胡民相率北叛，遣宁南将军、交址公韩拔等灭之。”^[41]这里面的日占卜辞为“有兵”，如果按照实际发生的日食时间，《京房易传》《石氏占》和《陈卓占》的“二月”卜辞，都没有记载“有兵”之类的词语。虽然《石氏占》“八月日蚀，不见光，兵大起”和《陈卓占》“八月日蚀，郑大凶，兵起，兵革金贵”的卜辞里，记载了“兵起”之类的词语，也符合这条日占卜辞的需求，但上面两条卜辞都在八月，距离北魏这次占卜日期相差很远，只有《京房易传》的“十二月”卜辞中不仅有“天下有兵”，而且距离发生的日食时间最近。因此北魏的天文官需要该卜辞推导国家的政治走向，所以才把472年2月25日的日食时间，改在472年1月15日，或许这才是“错误地”记录日食时间的真正原因。而且从占卜结果的时间上核实，高祖延兴二年正月乙卯为472年1月27日，发生日食的时间在472年2月25日，所以为了验证日占卜辞的准确性，以及需要这个卜辞推导国家的政治人事的发展变化，只能把日食时间提前到472年1月15日。然而这样随意改动，却严重违背了日食应该发生在初一的历法原则。而且，《魏书·天象志一》记载：“夫在天成象，圣人是观，日月五星，象之著者，变常舛度，征咎随焉。然则明晦晕蚀，疾余犯守，飞流欻起，彗孛不恒，或皇灵降临，示谴以戒下，或王化有亏，感达于天路。”^[42]这说明北魏时期的主流思想，依然把天象看作影响人间社会政治人事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既然日食是表达上天意志，那么北魏天文官把第2条的日食时间，移动了40多天能够体现出天意吗？

实际上通过第2条的日食数据和日占卜辞，可以看出天文官随意改动日食时间的做法说明统治者未必完全相信发生日食会对君王产生负面影响。天文官记录日食的重点应该在于借助日占卜辞为统治阶级服务。西汉学者刘向认为：“日蚀者，月往蔽之。君臣反，不以道，故蚀。”^[43]如果看到这段话的前半句“日蚀者，月往蔽之”，这是对日食现象的客观理解，也是从现代天文物理学角度，认识日食的发生原理，但是再看后半句的“君臣反，不以道，故蚀”，又将日食与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混在一起。这是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连接起来，用灾异思想作为对统治者的警告。^[44]那么北魏时期究竟怎样看待日食现象呢？通过上述考察，针对北魏的日占可以得出下面三个结论：其一，崇尚汉代以来的天人思想，这样便拥有了宗教信仰。其二，关注日食并记录发生时间，这是现代的自然科学意识。其三，采用日占卜辞推导未来的政治走向，这包含古代的一种政治伦理。所以北魏时期对于日食现象的基本认识，主要在于宗教信仰、自然科学和政治伦理三个方面。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很难从一次日食和卜辞的事例中进行科学界定，只有掌握这些卜辞理论才能考察出北魏的日占思想，特别是日食、卜辞和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www.xing528.com)

发生日食是太阳、月亮和地球三者之间的运动关系导致，这是纯粹的空间理论问题，原则上它与时间没有绝对关联，也不受时间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特别是天文学的不断进步，导致古人根据日月五星的运行轨迹，并以二十八星宿为空间坐标发现了时间的规律性。比如年、月、日、时（四季）等的周期性，就是古人通过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客观规律。古人很早就推算出一个月为日，并制定出十九年七闰的历法体系。但是考察上述《京房易传》《石氏占》和《陈卓占》三家的日占卜辞，很明显它们只是按照月份的先后顺序排列出12组数据而已，并没有考虑闰月发生日食怎样占卜的理论问题。而且因为战国石申的《石氏占》与西汉的《京房易传》和东吴的《陈卓占》的正朔不同，《石氏占》是否经过正朔调整，对于北魏时期的日占卜辞也有很大影响。瞿昙悉达在编排这三家卜辞时，其顺序是《京房易传》→《石氏占》→《陈卓占》，如果从卜辞的重要性方面思考或许没有异议，如果按照历史的先后次序，《石氏占》应该放在《京房易传》的前面，但是瞿昙悉达把《石氏占》放置于《京房易传》之后《陈卓占》之前，这是没有考虑正朔问题呢？还是已经进行了重新加工润色呢？由于北魏天文官采用的5条“日十二月蚀”，并没有涉及《石氏占》和《陈卓占》，只选择《京房易传》一家卜辞内容，我们无法从北魏时期的史料中进行比较。很可能当时的天文官，已经有意识地回避了战国与北魏时期的正朔差别问题。

通过上述的文献考察和日食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日十二月蚀”是根据月球的运动原理，以每个月发生的日食为占卜对象，并按照每个月的时间变化排列出的卜辞体系。但是北魏仅使用5条“日十二月蚀”的卜辞，这说明该卜辞体系有一定的局限性。卢央先生针对“日十二月蚀”，认为：“京房只注意朝廷和君王，石氏显然偏重于灾异，陈卓着重于占见日食地域情况。”^[45]或许正如卢先生的观点，北魏统治者更关注日食给朝廷和君王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