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文献考察和天文历法的数据比较，在《魏书·天象志一》使用的13条卜辞中，它们所指的星区和空间度数，分别是尾宿占据18度，斗宿占据26度，营室占据16度，奎宿占据16度，胃宿占据14度，毕宿占据16度，井宿占据33度。虽然战国时期的二十八星宿位置，降至北魏会有11度左右的空间位移（见表6-2），《魏书·天象志一》使用的卜辞都没有超出11度的星宿辖区。那么表6-1中的第4条、第9条和第13条的日占卜辞，为什么会出现时空错位问题呢？
表6-2 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二十八星宿黄经度变化[25]
续表
关于北魏时期的二十八星宿的所占天区的细致划分，以及与月份和十二星次的对应关系，《魏书·律历志上》记载：
斗一至牛五，星纪，丑（十一月）。 牛五至危五，玄枵，子（十二月）。
危五至壁三，陬訾，亥（正月）。 壁三至娄八，降娄，戌（二月）。
娄八至毕二，大梁，酉（三月）。 毕二至井五，实沈，申（四月）。
井五至鬼三，鹑首，未（五月）。 鬼三至张七，鹑火，午（六月）。
张七至轸一，鹑尾，巳（七月）。 轸一至亢三，寿星，辰（八月）。
亢三至心四，大火，卯（九月）。 心四至斗一，析木，寅（十月）。[26]
根据表6-1第4条“延兴四年（474年）正月癸酉朔”和第13条“武定五年（547年）正月己亥朔”的文献记载，可知这两次日食都发生在正月，这个月份对应的星区是危五至壁三。也就是从危宿的5度开始计算至壁宿的3度为止。原本危宿是17度，减去5度之后从12度开始计算，营室16度不变，原本壁宿为9度，这个月仅计算到3度为止，并且因为在划分二十八星宿时，每两个月份多占据1度空间，所以这里需要减去1度。即：
危宿12度＋营室16度＋壁宿3度－1度＝30度(www.xing528.com)
因此危宿星区可以划归为正月，但正月并不仅限于危宿，还有营室16度和壁宿3度，尤其是古代历法往往把营室星区对应正月，比如《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27]从而第4条和第13条在正月发生日食时，使用危宿的日占卜辞尽管没有理论错误，但是用危宿完全指代正月并不妥当。因此这个月份发生日食引用危宿星区的卜辞，便会出现时间（月份）与空间（星区）无法调和的错位问题。
再如根据表6-1第9条“永平五年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蚀之，在牛四度”的文献记载，这次日食发生在十二月。但是如果星区在牛四度，月份应该在十一月，此月份对应的星区范围是“斗一至牛五”。也就是从斗宿的1度开始计算至牛宿的5度为止，尽管牛宿有8度的空间范围，但这个星区对应的月份仅用5度，再减去两个月份多占据的1度空间。即：
斗宿26度＋牛宿5度－1度＝30度
按照二十八星宿的天区分布，牛四度属于十一月份的时间范围，所以《魏书·天象志一》引用《甘氏占》的“斗宿”材料，占卜在牛宿发生的日食，这并不符合日占理论的前提条件。因此“日在二十八星宿蚀”的卜辞体系，或许不需要“月份”作为记录日食的时间参数。北魏的天文官如果不详加考察它的卜辞理论和占卜技法，便会出现正朔与星区的时空错位问题。下面再来看《开元占经·日在西方七宿蚀》记载的一组《甘氏占》的卜辞：
甘氏曰：日在奎娄而蚀，慎之在主边境厩库之臣。
甘氏曰：日在娄而蚀，戒之在聚敛之臣。
甘氏曰：日在胃而蚀，戒之在主委输之臣。
甘氏曰：日在昂毕而蚀，戒之在众主狱之臣，有乱天子者。
甘氏曰：日在觜参伐而蚀，戒之在将兵之臣。
甘氏曰：日在参伐而蚀，戒之在将帅之臣。[28]
通过这组《甘氏占》的卜辞记载方式，可以看出这里面仅强调太阳与西方七宿的空间关系，并没有涉及“月份”之类的时间词语。因为太阳每个月都要跨过几个星区（仅有井宿33度例外），然而发生日食的星区无法对应整个月份。换言之，每个月份涵盖几个星区，一个星区基本小于一个月份，因此“日在二十八星宿蚀”的时间与空间并不能完美契合。所以《甘氏占》等卜辞并没有用“月份”记载发生日食的时间，只用“星区”标注日食的空间位置。
关于日食、卜辞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下面以表6-1的第8条的卜辞为例。《魏书·天象志一》记载：“（太和十五年）正月癸亥晦，日有蚀之。占曰：王者将兵，天下扰动。十七年六月丙戌，高祖南伐。”[29]根据《日食表》的研究成果，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正月癸亥为纪元491年2月24日，当日19时52分发生了一次食分为0.98的日偏食。而且按照前面考察的“日在二十八星宿蚀”的卜辞理论，正月太阳运行在北方玄武的营室，《春秋·感精符》记载：“日蚀营室，王者自将兵，天下扰动。”所以能够证明《魏书·天象志一》的“太和十五年正月”的日占卜辞参照了《春秋·感精符》。实际上孝文帝此次南伐的目的是计划迁都洛阳，但是如果直接与朝臣商谈此事，一定会遭到鲜卑贵族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便借助日食以南伐之名先把军队带到洛阳，再伺机决定迁都事宜，这是借助天象解决政治矛盾的方法之一。
总之，《魏书·天象志一》记载的13条占卜数据，它们皆为“日在二十八星宿蚀”的日占卜辞。这是太阳视运动到二十八星宿发生日食时，进行占卜的理论技法。而且这个卜辞体系只强调太阳与二十八星宿的空间运动关系，并不需要月份作为记录日食的时间参数。因为战国时期与北魏的岁首不同，所以天文官在引用《石氏占》和《甘氏占》时，尽管这两个时代涉及的星区度数并没有超出占卜理论范围，原则上后代的天文官只要采用战国时期的这两套卜辞，就应该保留相关的星区和度数，并不需要用月份记载日食时间。而且二十八星宿的空间位置不断发生位移，原本相互对应的星区与月份也会逐渐发生时空错位现象。古人在记载日食等影响国家政治的大事件时，又需要月份作为历史见证和时间坐标，这就必然导致北魏使用相关卜辞时，出现既要采用时间记录的天象征兆和政治事件，却又无法回避空间的矛盾。实际上这显示出“日在二十八星宿蚀”的理论存在欠缺，只不过天文官需要结合统治者的政治意愿，要在这套卜辞中寻找某种理论依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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