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中，北魏以前信仰“土德”的政权主要有王莽和曹操。首先关于新朝的祥瑞，《汉书·王莽传中》记载：“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91]汉文帝和汉宣帝时期，成纪和新都出现过黄龙，王氏家族的祖先墓门的梓柱上重新长出枝叶，于是王莽把它看作祥瑞。可见尽管北魏与新朝皆为“土德”，但是他们崇尚的祥瑞却有很大差别。下面是曹魏的祥瑞征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至公破绍，天下莫敌矣。”[92]因为曹操出生在谯，谯按照地区划分归沛郡管辖。根据中国古代的天地分野说，《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93]天上的“宋地”所在的“房心”分野，与地上的“沛郡”相互对应，所以构成天地分野说关系，并预示曹氏将要建立新政权。而且关于在这个天区出现黄星的预言，王应麟《玉海·祥瑞》“周麒麟游苑”条载：“汉时黄星，后为曹公之兆。”[94]这说明东汉末年出现的黄星被看作曹氏将要取得政权的祥瑞征兆，可见史家对于曹魏的祥瑞有深刻认识。此外，关于黄星的具体含义，宋代李昉《太平御览·地部二十五》“海”条载：“宋均曰，黄星土精。”[95]这是把黄星看作土星的精气，通过这种五行逻辑关系把它与“土德”结合起来了。《魏书·律历志上》亦载：“土精曰镇星。”[96]既然黄星为“土精”，“土精”又为镇星，古代的镇星就是目前所说的太阳系的土星，因此黄星应该是土星的别称。特别是土星和土德在五行思想体系内完全匹配，它与曹魏的相关制度基本相同。
关于北魏的祥瑞征兆，也就是天兴元年十二月群臣言及的黄星，究竟出现在何时呢？《魏书·天象志三》记载：“太祖皇始元年（396年）夏六月……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后五十余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当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冬十一月，黄星又见，天下莫敌。”[97]在《魏书》的其他传记中，能够看到汉代以来流行的天地分野思想。比如《魏书·崔浩传》记载：“今兹日蚀于胃昴，尽光赵代之分野。”[98]虽然《魏书·崔浩传》的“胃昴”与《魏书·天象志三》的“昴毕”不同，但是它们都属于西方七宿，并且空间位置紧密相邻。所以在毕昴天区出现黄星就能够与代国联系起来。而且还借燕国大臣王先之口，宣传将有真人出现在燕代地区，毫无疑问这个真人便指拓跋珪。既然天上的“昴毕”与地上的“燕代”相对应，[99]证明这颗黄星就是北魏的祥瑞征兆，特别是皇始元年连续出现两次黄星，更加预示天命不可违。《魏书·天象志三》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的内容有六点基本相同。其一，两书都用天象预示将有新政权诞生。其二，两书都把黄星看作土德祥瑞。其三，两书都把真人看作治世圣王。其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辽东殷馗”，《魏书·天象志三》有“太史丞王先”，他们都是精通天象的占星家。其五，《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至是凡五十年”，《魏书·天象志三》有“后五十余日”，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而且都符合“土德”之数为“五”的理论体系。比如《吕氏春秋·季夏纪》记载：“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100]可以看出“五”这个数字，与“土德”及黄帝、后土等都有紧密的联系。其六，两书都有“其锋不可当”和“天下莫敌”的词语。由此可以推论北魏在寻找“土德祥瑞”时，必然参考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的曹操事迹。[101]从而北魏建国前夕，在寻找“土德祥瑞”方面，往往依赖于历史典籍，并从中汲取有利于北魏政权的文化思想素材。
另一方面，北魏在崇尚黄星的问题上，尽管已经能够初步确定参照了曹魏的祥瑞征兆，或者说参照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的曹操的祥瑞征兆，然而北魏皇始元年是否出现过黄星却值得进一步探究。由于曹魏把汉桓帝时期出现的土星看作祥瑞，它围绕太阳的公转周期是29.46年，根据计算，它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经过宋国分野对应的东方七宿的房心天区，所以曹魏把黄星祥瑞看作本朝德运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如果北魏皇始元年确实在昴毕天区出现过黄星祥瑞，这不仅能够证明当时的天文记录的准确性，还可以把曹魏政权与北魏政权看作“异世同符”。这是秦汉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说，也就是通过五行思想把两个朝代的“土德”以及政治状况连接起来，也称作“历史循环论”观点。然而如果皇始元年毕昴天区没有出现过黄星，那么北魏把它作为祥瑞征兆，还拟定出与“土德”相关的典章制度，就不属于“历史循环论”的范畴了。下面结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考察皇始元年的土星运行情况。太阳及部分星宿的黄经度见表5-2。
表5-2 太阳、土星与毕宿、昴宿的黄经度[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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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书·地理志下》以及《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宋国分野在东方七宿的房心天区，楚国在南方七宿的翼轸天区。[103]因此土星在2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楚宋分野的房心天区和翼轸天区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北魏皇始元年六月和十一月，土星是否运行到昴毕天区呢？由于昴毕是西方七宿中的两个星宿，根据表5-2的数据显示，这个时间土星大约在黄经228度和242度，因为二十八星宿距离地球非常遥远，按照曲安京先生的研究，黄经周年视差为“0.014162度”，也就是每百年大约有1.4度的变化，[104]所以根据表5-2计算结果，皇始元年六月和十一月的毕宿在黄经47.5度，昴宿在黄经37.6度，可以说土星在这个时间没有运行到毕昴天区。因此能够初步断定，《天象志三》记载的“皇始元年夏六月，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冬十一月，黄星又见”之类的天象，应该不是通过观测土星运行获得的数据，而是人为主观捏造的虚构内容。
原则上土星距离太阳超过15度，因为光亮照射程度已经减少，便能够在地球上通过肉眼观看到它的位置。[105]按照今古历法时间换算，皇始元年的六月是396年7月23日至396年8月19日，皇始元年十一月是396年12月16日至397年1月14日，这个时间确实能用肉眼观测到土星，但是它们出现的位置却不在西方七宿的毕昴天区，表5-2的数据显示，这时候土星运行到东方七宿的“心尾”附近。[106]这就可以证明北魏在拟定“土德”运次时，尽管参考了《三国志》曹魏崇尚的黄星祥瑞，但是却与天象的实际运行没有任何关系，北魏建国前夕为了寻找土德祥瑞，需要借助曹魏时期的黄星和真人等预言，但是天象并不会随着人的意志而转移，并不会按照人们的主观期待，需要在哪个星区出现就会出现在哪个天区。因此皇始元年出现在毕昴星区的黄星，是天文官主观杜撰的一个有利于北魏建国的祥瑞征兆，在天地分野说和五行思想的影响下，才出现《魏书》记载的“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的真正原因。因此，北魏与曹魏在崇尚“土德”的问题上，绝非“异世同符”或者“历史循环论”，而是北魏要建立一个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新政权，不得不在崇尚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典章制度中，寻找实践经验和历史线索，这才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的“黄星”“真人”等祥瑞和预言，纳入北魏的典章制度的框架内，并重新粉饰再度登上历史舞台。
所以北魏建国前夕在排列五德次序时，并不是因为皇始元年出现了黄星祥瑞，才按照五行循环论思想客观拟定为“土德”，而是拓跋珪就想拥有“土德”才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合适的典章制度为蓝本，这才借助《三国志》记载的东汉末年的黄星。可以说北魏拟定的“土德”与天象没有直接关系，只不过史官在文字上模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而已。因此北魏建国以前在拟定“土德”运次时，既没有介绍怎样承接前朝的德运，也没有明言此前哪个政权是正统王朝，在这两个疑点的背后，足以说明北魏拥有“土德”运次在理论上非常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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