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空观研究：政权对黄帝的文化认同

北魏以前中原政权的初代帝王追认远古祖先的史籍，如《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条下《史记正义》载：“黄帝之孙，号高阳氏。”^[79]秦始皇追认颛顼为远古祖先。《汉书·王莽传上》记载：“（王莽语）予以不德，讬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80]王莽追认黄帝为远古祖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汉相国参之后”条王沈《魏书》载：“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81]曹魏追认黄帝为远古祖先。《晋书·宣帝纪》记载：“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及周，以夏官为司马。”^[82]司马炎追认重黎为远古祖先。可以说黄帝已经成为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等诸帝王的直接祖先，颛顼等又成为中原各个政权的远古祖先。实际上这样的连接系谱是在西汉末年的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下，逐渐产生的“圣王同祖”思想的体现。^[83]但是所谓“圣王同祖”，主要是为了排列五德运次和顺应大一统的政治思潮。如果从狭义上理解，或许有一定的血缘纽带关系；如果从广义上分析，它应该泛指各政权对黄帝的文化认同。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受到汉文化的追认黄帝为祖先的政治思潮影响。《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84]前燕慕容廆认为自己是有熊氏之苗裔，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谯周语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85]《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也。”所以慕容廆是把自己的远古祖先与黄帝联系起来了。《晋书·苻洪载记》记载：“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86]前秦苻洪认为自己是有扈氏之苗裔，有扈氏为姒姓，出自大禹，大禹是黄帝的第六代孙。《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87]后秦姚弋仲也认为自己是有扈氏之苗裔。尽管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将祖先追溯到黄帝，但是并没有强调与黄帝之间是代代相传的血缘关系，只是把祖先追述到黄帝而已。实际上这个“祖先”只是对华夏人文始祖黄帝的认同，这些部族首领如此煞费苦心，就是为了尽快让华夏民众接受他们建立的政权。^[88]胡鸿先生认为：“十六国政权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的真实努力。”^[89]实现“华夏化”就是改变自身的游牧文化，其深层的政治目的还是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追认的祖先，就不能用血缘关系简单地判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再度反思，“拓跋为黄帝之苗裔”的背后，或许除了所谓的血缘关系之外，还应该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甚至还有认可《史记》及相关古籍记载黄帝为华夏人文始祖的含义。尽管血缘关系与文化关系原本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关联性。那么这是否在汉文化的历史传承中，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呢？而我们往往只是重点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呢？

《魏书·序纪》记载从黄帝至拓跋有两条并行的传承系谱，这样的“矛盾性”恰恰说明鲜卑最高统治者，也未必仅从血缘关系的唯一角度，思考与黄帝之间的连接纽带。北魏建国前夕在拟定远古祖先时，就明确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文化传承路径，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真正意图，这才觉得拓跋为黄帝后裔的观点是牵强附会或是拟定德运的政治需要等。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视点，重新审视这个历史问题，那么拓跋为“黄帝后裔”的内在含义就容易理解了。北魏与中原其他政权，乃至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各个政权，几乎都有追述黄帝为祖先的基本特点，恰恰反映出这些统治者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不是强调与黄帝之间血统的纯正性。正如人们经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实际上这句话就是指文化认同，而非血缘关系的认祖归宗。历史上在陕西黄帝陵举行的无数次的公祭大典，没有人从血缘角度思考与黄帝的亲情关系，人们都把黄帝看作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此表达缅怀之情。(www.xing528.com)

可见鲜卑拓跋政权也是从文化认同角度，尊奉黄帝为华夏人文始祖。《魏书·序纪》记载的“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更是极力向汉文化的人文始祖黄帝靠近，争取最大限度获得中原汉人的文化认同。长期生活在茫茫草原的拓跋部，与长期依赖于土地的汉人敬仰的“后土”，绝不能直观地通过两种语言互译。而且如果把“拓跋”直接翻译为“土后”，这与中原汉人敬仰的“皇天后土”的“后土”，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土后”并不是“后土”，所以前文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先生把“拓跋”翻译为“土地的君长”，以及内田吟风先生翻译为“土地的所有者”，完全是牵强的错误的学术论点。这是过度解释“拓跋”一词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