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北魏与南朝的刘宋和萧齐政权的长期对峙，逐渐呈现出南弱北强的军事格局，孝文帝时期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如果放弃天兴元年拟定的“土德”，采取直接继承西晋的“金德”为“水德”的方式，便可以利用汉化改制的机会提升北魏的政治地位，并名正言顺地成为正统王朝。太和十五年（491年）正月，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人上奏，建议国家实行“水德”。《魏书·礼志一》记载：“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44]北魏按照“据汉弃秦承周”的历史典故，不仅否定了南朝各个政权的正统性，也视前赵、前燕、前秦等少数民族政权属于非法僭越。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论》“南北正閏论”条载：“唐以土承隋，隋以火继周，周以木变魏，魏以水而绍金。”[45]这说明后代史官把北魏看作正统王朝，但是并没有承认建国初期拟定的“土德”，而是把孝文帝时期拟定的“水德”看作五德顺次的重要一环。这说明后代学者在“土德”与“水德”的问题上，更倾向于北魏为“水德”的五行排列方法。
《魏书·礼志一》记载：“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46]这说明自登国初年以来，很可能已经施行过60多年的“水德”。关于崇尚黑色的问题，《魏书》没有详细描述。《魏书·太祖纪》记载：“（天赐二年）夏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黑。”[47]可见北魏崇尚黄色之外，也有崇尚黑色的礼制特点，那么既然天兴元年已经拟定为“土德”，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属于“水德”的黑色旗帜呢？北魏初期的“土德”和“水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魏书·礼志一》记载：“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48]天兴元年定都平城以后，道武帝即皇帝位时，需要重新“定行次”和“正服色”，登国初年“服色尚黑”，很可能当时制定这个礼制，就有继承西晋“金德”的政治目的。天赐二年夏四月的西郊祭天，属于鲜卑游牧文化的礼制范畴，因此这个“水德”是鲜卑人在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流入到鲜卑游牧文化的一条支流。换言之，在西郊祭天礼制中，“水德”只不过是鲜卑人吸收汉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它不可能占据游牧文化的主导地位，而且此前没有文字表明登国初年的“黑色”，与天兴初年的“黄色”存在某种关联性。当拓跋珪战胜慕容垂以后，在汉族大臣们的建议下，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并确立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和鲜卑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依据汉文化的传统理念建立国家，以及拟定国号和德运等典章制度。但是如果完全放弃西郊祭天，必然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甚至危及北魏政权的长久统治。拓跋珪便采用西郊祭天和南郊祭天并行的政治措施，一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当全面实施汉化改革以后，才彻底废除西郊祭天礼制。[49]同时，也放弃了崇尚将近百年的“土德”。
鉴于孝文帝时期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新排列德运次序对于确立北魏的正统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且李彪等人建议北魏继承西晋的“金德”为“水德”，也符合孝文帝否定南朝政权的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北魏承续“金德”施行“水德”，其在五行思想方面的认知仍然显得非常薄弱。《魏书·刑罚志》记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圉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50]唐长孺先生认为，直到力微之世拓跋族还没有法律和监狱。[51]甚至进入穆皇帝拓跋猗卢统治时期，代部也只是从游牧生活逐渐走向定居生活的初级阶段，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而且登国初年崇尚的黑色与孝文帝时期拟定的“水德”，虽然都有直接继承西晋“金德”的可能性，但是登国初年没有举行过汉文化的南郊祭天，更没有拟定社稷和宗庙等礼仪制度，所以这个“水德”属于游牧文化吸收汉文化尚处于初级阶段时的产物。曹魏至唐代德运次序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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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曹魏至唐代的德运次序
不论是登国初年拟定的“水德”，还是天兴元年（398年）十二月拟定的“土德”，甚至是太和十五年（491年）正月拟定的“水德”，最终都汇聚到同一条五行思想的长河里。北魏以后诞生的新政权以北魏的水德为基础，继续采用五行相生的方式排列德运次序。这说明北魏被后继政权看作正统王朝，并使它担负承前启后的承载汉文化的五行思想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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