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魏建国时期崔玄伯仅上奏国家行“土德”，但是为什么会采用出这种德运，《魏书》并没有详细记录，尤其是没有明确记载怎样承接前朝德运，以哪个政权为正统王朝，以及这个王朝的五行是什么等。
降至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在围绕五行顺次的问题上，中书监高闾曾经议论过北魏行“土德”的理论依据，并排列出相关政权和德运次序。《魏书·礼志一》记载：“（高闾语）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35]按照高闾的德运排列方法，前赵（或后赵）承接西晋政权的“金德”为“水德”，前燕承接后赵的“水德”为“木德”，前秦承接前燕的“木德”为“火德”，并最终推导出北魏行“土德”的理论依据。可以说高闾把前赵、前燕、前秦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都看作正统王朝。中国台湾学者康乐先生、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先生，以及罗新先生、何德章先生和刘浦江先生等，[36]都认可高闾排列的德运次序。但是，一个新王朝在拟定德运之前，必须思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合理地承接前朝。比如曹魏的“土德”承接东汉的“火德”，西晋的“金德”承接曹魏的“土德”，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紧密衔接，也基本符合五行思想理论。然而在“以魏承秦”的德运次序的排列上，就会发现高闾的观点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
《晋书·刘曜载记》记载：“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37]即前赵根据“五行相生”的理论，承接西晋的“金德”为“水德”。另据《晋书·石勒载记下》记载：“以赵承金为水德。”[38]这说明后赵也按照“五行相生”的德运次序，承接西晋的“金德”为“水德”。下面是承接“水德”的“木德”政权。《晋书·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记载：“（慕容）儁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39]可见前燕是按照“五行相生”的德运次序，以“木德”承接前赵的“水德”。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推演五德运次，这些政权都被看作正统王朝。因此如果按照“五行相生”的排列顺序，从新旧政权在时间的交替上，可以排列出“西晋→前赵→前燕”，如果从它们的德运次序的空间角度，则可以推导出“金德→水德→木德”。所以高闾排列这三个朝代的德运次序毫无问题，关键是下面怎样衔接前燕的“木德”。
根据前文高闾的观点，能够承接“木德”的政权一定为“火德”，但是“以魏承秦”之中的“秦”字，究竟是指“前秦”还是“后秦”呢？这实际上直接影响到北魏的五德顺次问题。《晋书·姚苌载记》记载：“以太元十一年（386年），苌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曰常安。立妻虵氏为皇后，子兴为皇太子，置百官。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40]可以看出后秦把本朝视为“火德”并承接前秦的“木德”。那么按照高闾的排列方法，“以魏承秦”之中的“秦”，绝不可能是行“木德”的前秦。如果能够承接后秦的“火德”为“土德”，便符合五行相生的德运排列顺序。但是后秦的建国时间在384年，关于它的灭亡时间，《晋书·安帝纪》记载：“（义熙十三年，417年）秋七月，刘裕克长安，执姚泓，收其彝器。”[41]这说明后秦于417年才被东晋灭亡，然而在此之前，北魏于398年已经建国并施行“土德”。如果从时间一维性的延续上，北魏政权（“土德”）诞生在前，后秦政权（“火德”）被东晋灭亡于后，北魏与后秦的兴亡时间相差20多年，二者在时间上无法前后相承，所以“以魏承秦”的“秦”字并非指后秦。西晋至北魏的国家兴亡时间与五德运次见表5-1。
表5-1 西晋至北魏的国家兴亡时间与五德运次(www.xing528.com)
尽管北魏在时间上能够与前秦衔接，但是北魏的“土德”无法承接前秦的“木德”，因为中间还需要有“火德”作为这两种德运的连接桥梁。那么前秦是否以“火德”承接前燕的“木德”呢？按照表5-1显示的国家兴亡时间顺序，前秦和前燕基本上同时建国，并且前秦灭掉前燕政权。所以在时间上前秦能够承接前赵或后赵的“水德”为“木德”，而无法承接前燕的“木德”为“火德”。因此如果按照高闾的五德排列顺序，则在“秦承燕”和“魏承秦”的环节上并不成立。换言之，如果按照西晋以后各王朝的兴亡顺序，并依照高闾排列的五德顺次观点，根本不可能推演出北魏为“土德”的结果。所以他的“以魏承秦”在五行运次的排列上，存在无法弥合的理论缝隙。
那么北魏究竟根据什么理论行“土德”之运呢？何德章先生认为曹魏受东汉禅让继“火德”为“土德”，因此北魏必须行“土德”才能成为曹魏的继承者，并视晋政权为非法僭取。[42]罗新先生认为北魏拟定的“土德”行次乃是以继承苻氏前秦为基础，实与曹魏无涉。[43]前面已经言及在德运次序的排列上，北魏的“土德”无法承接前秦的“木德”。而且代王的爵位称号就是来自晋愍帝的册封，因此北魏没有理由不承认西晋的正统性，如果片面地否定西晋政权，则北魏前身的代国的合法性便会遭到质疑，甚至无法解释北魏建国以后依然使用的“代”国国号。而且曹魏政权灭亡于266年，北魏政权诞生于398年，这需要跨越130余年才能接续曹魏的“土德”，可见在时间上两朝相距甚远，历史上也没有这样承续前朝德运的先例，因此按照这个推理，北魏为“土德”非常牵强。特别是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改革，尽管国运已经远远强于北魏初期，却仍然把西晋看作正统王朝，并承接西晋的“金德”为“水德”。换言之，如果说刘秀的东汉政权可以恢复西汉的“火德”，那是因为他本身就出自刘氏，并且王莽篡汉的时间毕竟短暂，然而北魏拓跋珪与曹魏不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他们的文化属性和民族成分完全不同。而且《魏书》至少在《太祖纪》和《礼志一》中，清楚地记载北魏行“土德”之运，但是却没有详细描述拟定“土德”运次的整个首尾，甚至在理论上没有记载怎样承接前朝的德运。很可能担当总负责人的崔玄伯都难以解决北魏的“土德”承续问题。既然理论上无法破解北魏拟定为“土德”的真正原因，那只能在现实中寻找答案，或许幕后推手正是拓跋珪本人和一部分汉人大臣。他们主观上感觉曹魏与北魏都占据北方，使用相同国号有利于长久统治。但是在客观上和理论上，却无法排列出“土德”运次，更无法跨越时空连接曹魏的“土德”，所以《魏书》记载北魏拟定“土德”时，表现得非常敷衍。
实际上北魏拟定德运问题时，在理论上应该承接西晋的“金德”，否定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性，或许这样排列德运次序，更有利于北魏政权长久统治。因此降至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期，有关北魏政权的德运次序问题，再次被作为国事提到议论的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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