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国号变迁及历史契机

这次王号改易，引起了学界关注。当代著名学者田余庆先生认为，拓跋珪的王号改易是为了宣示他对代北的统辖权。^[12]田先生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还需要从其他角度思考这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拓跋珪重建代国以后，很快就陷入与周边部族的兼并战争。这时候代部尚处在复兴的初期阶段，部落还没有完全稳固，自身的军事力量依然非常薄弱。所以他在登国元年改代王为魏王，或许主观上有挺进中原的雄心壮志，但是客观上还不会有很大的政治作为。特别是从登国元年（386年）至登国五年（390年）期间，每遇强敌都要向后燕慕容垂求救。《魏书·太祖纪》记载：“（登国元年）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驎帅步骑以随同等。……二年春正月，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冬十月癸卯，幸濡源，遣外朝大人王建使于慕容垂。……三年春二月，帝东巡。……八月使九原公元仪使于慕容垂。……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慕容垂遣子贺驎率众来会。”^[13]所以这时候拓跋珪部族的军事力量还很弱小，当他与慕容垂的政治关系破裂以后，登国十年（395年）曾经两次派遣许谦向后秦姚兴寻求救兵。^[14]可以说这期间拓跋珪保护自身都很困难，如果要对外宣誓领土统治权则会更加被动。所以有关魏王爵位与其后的“北魏”国名之间，在登国初年应该没有发生必然联系。况且拓跋部自西晋开始就统治代北地区，拓跋珪改代王为魏王并不涉及统辖权的问题。当皇始元年燕慕容垂死在上谷之后，^[15]拓跋珪才在北方逐步建立起稳固的军事根基，并开始出现称帝建国的远大政治抱负。因此其后这两个“魏”字之间，又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那么究竟从何时开始，魏王爵位与“北魏”国号之间，能够发生重要的关联呢？下面沿着北魏国家的形成过程，以及国号改易时间进行考述。

通观《魏书》，关于拓跋珪的魏王爵位称号，只在登国元年四月出现过一次而已，直至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为止的12年间，《魏书》并没有再次出现过“魏王”一词。登国元年慕容垂曾经册封过拓跋珪。《魏书·太祖纪》记载：“（登国元年）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16]虽然《魏书》记载拓跋珪没有接受后燕的册封，但其他邦交国家也没有承认魏王称号的文献描述。此后代国在对外交往上，仍然称呼拓跋珪为代王而不是魏王。比如《魏书·昭成子孙传附拓跋仪传》记载：“（拓跋仪语）先人以来，世据北土，子孙相承，不失其旧。乃祖受晋正朔，爵称代王，东与燕世为兄弟。”^[17]这表明拓跋仪代表拓跋珪出使后燕时，仍然沿用拓跋部曾经受西晋册封“代王”以来的爵位称号。关于拓跋仪出使后燕的具体时间，《魏书·太祖纪》记载：“（登国三年）八月，使九原公仪使于慕容垂。”^[18]可以看出拓跋仪这次出访后燕时间当在登国三年八月，距离拓跋珪自称魏王已经过去了2年4个月。所以尽管拓跋珪主观上自封为魏王，但是客观上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沿用晋愍帝册封拓跋猗卢以来的代王爵位称号，^[19]也可以说只有这个“代王”，才是其他部族或国家承认的爵位称号。

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山西省大同市的平城遗址中，出土过带有“大代万岁”文字的瓦当。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这个瓦当应该是北魏时期的建筑构件。^[20]这说明即使北魏建国以后，仍然经常沿用“代京”“恒代”“代都”“旧代”等称呼。在传世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比如《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余家于代都。”^[21]这时候已经迁都平城，把首都称呼为代都便能够客观证明魏王的爵位称号并没有对国名产生影响。《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七年）冬十月……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车驾送于漳水之上。”^[22]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才迁都洛阳，所以这时候的代京必然指平城。《魏书·世宗纪》记载：“（景明四年）冬十一月……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抚恤。”^[23]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依然把平城称为代都。可以看出尽管这时候已经迁都洛阳，但仍然沿用代国的原有称谓。在目前出土的墓志铭中，也有北魏建国以后的“唯大代延兴四年（474年）岁在甲寅”和“维大代太和八年（484年）岁在甲子”等。^[24]从时间上能够判断出，这是孝文帝时期的两块碑文，距离道武帝建国已经过去了80年左右，却仍然用“大代”称呼国名。针对“代”与“魏”之间的国名关系，北魏初期的崔浩曾经有过具体的描述。《魏书·崔浩传》记载：“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25]所以代部是北魏的前身，就像殷和商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北魏建国以前的“魏王”爵号，很可能没有被其他部族普遍接受，代王的爵位称号应该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建国以后的“代”和“魏”的国名之间经常混用，“代国”的称谓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不亚于“魏”的国号。

有关北魏最早议定国号的历史契机，是在东晋使者前来访问的一个外交场合中。《魏书·崔玄伯传》记载：“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故《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义也。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国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26]有关东晋使者访问北魏的具体时间，《魏书·太祖纪》记载：“（皇始元年）十有一月庚子朔……是岁，司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贡。二年春正月……”^[27]这条文献的编年次序在皇始元年（396年）十一月之后，皇始二年（397年）正月之前。关于司马德宗的即位时间，《晋书·安帝纪》记载：“安皇帝讳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长子也。太元十二年（387年）八月辛巳，立为皇太子。二十一年（396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28]这说明东晋司马德宗在即位不久的太元二十一年，即北魏皇始元年十二月左右遣使访问代国，那么此时拓跋珪为什么要通报本国国号为“魏”呢？晋安帝司马德宗派使者访问代国，这时候在采用什么国名的问题上，道武帝向崔玄伯询问。崔玄伯认为“三皇五帝”所立国号，主要在于出生之地和受封地点两个方面，夏、商、周都是从诸侯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它们的国号也没有发生改易，只有商人屡次迁徙，但国号是殷和商兼用，所以《诗经》上才有“殷商之旅”和“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之类的国名典故；汉高祖刘邦以汉王的称号灭亡秦国，战胜强大的楚国项羽，由此确定“汉”为国号；尽管我国统领漠北之地，但是“受命惟新”，而且登国之初年改代为魏，所以应该称为魏国。(www.xing528.com)

按照上述记载，对崔玄伯提出拟定北魏国号有四点疑问：其一，东晋使者造访代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二，拓跋珪为什么会在东晋使者到来之前，才紧急下诏“博议国号”？为什么不向东晋使者通报原来使用的代国称号？其三，拓跋珪对东晋使者宣称国号为“魏”是否有贬晋褒曹的政治意图？其四，虽然《魏书》记载“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但是这次临时议定出“魏”的国号，是否获得鲜卑贵族们的普遍认可？关于拓跋珪向东晋使者通告本国国号为“魏”的目的，何德章先生认为这是宣称自己为曹魏的继承者，而否定西晋僭取曹魏政权的合法性。^[29]原则上“代王”的爵号最早来自西晋的册封，东晋又是西晋政权的政治延续，如果此时否定晋政权的正统地位，那么代国自身的合法性便会遭到质疑。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被册封的诸侯国在以后建立新政权时全面否定册封它的宗主国的案例。在各个王朝的五行运次的排列上，便能够看到后继政权往往肯定前朝的正统地位，这样才能顺势延续本朝的正统性。特别是对于尚待分娩的鲜卑拓跋政权，无需在远方先树立一个强大的政敌，这对于北魏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此时东晋作为西晋的后继政权已经偏居江左，不会对代国构成军事威胁。所以拓跋珪采用“魏”国号，主要目的或许是为了摆脱晋与代之间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君臣关系。换言之，此时拓跋珪代表鲜卑拓跋部的新生力量，已经不需要依附其他军事力量求得生存空间。尤其是西晋司马氏政权已经逃向江南逐渐衰弱，在军事上并不会威胁到北魏政权。

下面分别考察前面已经提出的四个问题。首先，伴随着代部的重新崛起，这股新兴力量已经不能小觑，因此东晋政权派遣使者访问代部，或许是为了探听虚实有意拉拢。其次，既然代王爵位来自西晋的册封，如果道武帝向东晋使者通报本国国号依然为“代”，便有继续承认东晋政权的宗主国地位的内在含义，这对于雄心勃勃的拓跋珪来说当然不能接受，所以他才急切地“诏有司博议国号”。如果东晋使者没有造访代部，或许拓跋珪不会如此焦急地拟定新国号，这说明“代国”国号与晋政权之间，原本就有不可明言的从属关系，此时回避代国国名应该是不愿意继续承认东晋为宗主国，但“改代为魏”绝不是为了要对抗东晋政权。再次，曹魏曾经统治过北方，如果国号称为“魏”会有利于新兴王朝的长期统治，这与否定东晋政权的合法性，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假使拓跋珪拟定“魏”国号的目的，是站在否定东晋政权合法性的立场，这就把复杂的政治问题乃至国号的重要性过于简单化了。最后，因为这次告知东晋使者国号为“魏”，并没有事前召集全体大臣共同商讨，所以在朝廷内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当东晋使者访问结束的一年半之后，天兴元年（398年）六月拓跋珪不得不再次召集群臣筹议国号问题。《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30]群臣们一致主张国号为“代”的观点，与皇始元年十二月崔玄伯上奏建议国号为“魏”，两者之间出现极大的矛盾。这说明拓跋珪在登国元年（386年）四月改代王为魏王以来，并没有得到鲜卑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这时期也未见有史料记载其他政权承认“魏国”称号。而且如果代部改称为“魏”，不仅标志着鲜卑贵族们的政治妥协和传统文化的逐渐丧失，更牵涉到鲜卑内部的新旧派系的权力斗争和游牧经济的逐步瓦解。所以群臣一致主张国号为“代”，尽管违背了拓跋珪的政治理想，却符合鲜卑贵族的传统观念和经济利益。鲜卑贵族们担心的问题其后确实出现了，比如道武帝拓跋珪离散诸部之后，张旭华先生认为那些“君长大人”和部落显贵的子孙们，因为失去传统权力而没有获得官职者，正是旧部落贵族们的权益受到损害的真实写照。^[31]所以关于“代”与“魏”的国号改易，虽然表面上只是牵涉国名问题，实际上它会触及整个拓跋集团的各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