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考察北魏的“四极”问题。在汉文化的古典文献中，“四极”这个词语很早就出现了，并且有几种不同含义。《楚辞·离骚》记载：“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143]关于这个“四极”的含义，朱熹注释为：“四方极远之地。”[144]也就是四极是遥远的地方，这是把“极”字看作“非常”的意思。《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苍天补，四极正。”[145]这个“四极”指擎天柱，实际上它起到顶住苍天护佑大地的宗教作用。
北魏时期的四极概念与上述的定义虽有相似之处，但也略有不同，它与四方和四郊祭祀存在密切关系。道武帝天兴元年迁都平城以后，举行过南郊祭天和西郊祭天，在北郊祭祀过土地神，在东郊祭祀过日神。《魏书·礼志一》记载：“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祀日于东郊，用骍牛一。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146]这四座祭坛举行的祭祀礼仪是宗教文化的体现，它还通过统治者的祭礼，把天与地沟通起来。这是一种抽象的四极概念，是通过四方或者四种祭祀种类，与上帝或者祖先神灵进行沟通。但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是，西郊祭天是由鲜卑游牧文化夏四月的祭天礼制发展而来的，因此西郊祭坛不仅拥有宗教作用，它还是鲜卑文化渗入到汉文化礼仪制度的体现。因为中原政权在西郊有自己的传统祭祀方式，比如《后汉书·祭祀志》记载：“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147]所以北魏的四极既包含宗教信仰，又是两种文化的精神载体。
关于平城的历史沿革和城市规划问题，《汉书》记载秦代时平城为县城，[148]两汉时期归雁门郡管辖。[149]曹魏初期平城归新兴郡管辖，其后又重新划归为雁门郡，西晋时期仍然归雁门郡管辖。[150]所以平城从秦汉时期开始，就已经成为中原政权主要经营的地区之一。有关北魏建国以前鲜卑拓跋部对于平城的基础建设，依前文《魏书·序纪》记载，穆皇帝于313年修筑盛乐作为北都，修建平城视为南都。这说明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以前，鲜卑拓跋部曾经把平城看作重要的政治中心。北魏政权建立以后，道武帝模仿中原政权的都城样式建造宫室。《南齐书·魏虏传》记载：“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151]2003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市区操场城街大同四中北侧，抢救挖掘了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建筑城址，夯土台基的西边缘西操场城街89米，台基南缘距大同四中北墙18米，距明清大同府城北墙550米，北侧距离大同火车站1350米。[152]这里被看作北魏宫城遗址，可以看出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广。关于平城的外城周长，《魏书·太宗纪》记载：“（太宗泰常七年九月）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153]那么平城有宫城和外郭（外城），是否还有中城呢？《魏书·蠕蠕传》记载：“（世祖太延）五年……贼（蠕蠕）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154]这说明平城是由内城（宫城）、中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道武帝进入平城的初期阶段，应该修造了宫城和中城两部分，降至太宗明元帝时期，才开始建造平城的外城。但是由于《魏书·太宗纪》只是简单地记载为“周回三十二里”，关于它的南北长度和东西宽度都没有详细数据，因此下面根据中国古代的都城建筑理念试加分析：
东西7里×2＋南北9里×2＝32里（《魏书·太宗纪》）
由于平城并不在开阔的平原地带，所以营造首都这样的大规模工程，必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其他文献也记录过所谓“古平城”的长度和宽度数据。《太平寰宇记·河东道十》“云中县”条引《冀州图》[155]曰：“古平城在白登台南三里，有水焉，其城东西八里，南北九里。”[156]这里比上文《魏书·太宗纪》记载的“周回三十二里”略微宽广，但是能够看出“九”这个数字符合《周礼》的“方九里”的空间概念，同时能够证明北魏都城应该是参考《周礼》的建筑理念设计建造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限制。黄惠贤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冀州图》是隋人著作，大约成书于开皇六年以后。[157]前田正名先生认为这里的“古平城”恐怕并非指首都平城。[158]北魏的平城应该是《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的雁门郡管辖下的平城县，其后道武帝把它作为首都。[159]《水经注·漯水》记载：“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160]如果以“白登台”为地理坐标，《冀州图》与《水经注》所指的“平城”方位确实不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将“东西八里，南北九里”换算成数据：(www.xing528.com)
东西8里×2＋南北9里×2＝34里（《冀州图》）
这个数据非常接近《魏书·太宗纪》的“周回三十二里”，也比较接近《周礼》的“方九里”的空间布局。那么《冀州图》记载的“古平城”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史书却没有记载它的建造时间。李凭先生认为这个面积大体上与北魏平城的城郭面积相同，很可能《冀州图》的作者将北魏平城城郭误作汉代平城了。[161]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因为营造规模如此巨大的城郭，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基础，根据中国古代的各王朝建造首都的情况，只有北魏都城的地理方位比较接近这个地点。实际上北魏初期的首都平城，是王畿直接管辖下的政治中心，并逐渐向外扩展。而且《周礼》提到的城郭四周，都是采用“旁三门”的建筑结构，对平城的外城建设起到重要的效法作用。《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二年八月）增启京师十二门。”[162]这时道武帝刚刚建立政权，“增启”二字说明原来平城并没有这样的城门样式，其后才建造了“十二门”。每个侧面均为3门，四面合计为12门，这实际上是为了符合《周礼》的“旁三门”的建筑理念。所以从宏观上考察平城的二维布局，应该深受《周礼》的都城规制的空间思维影响。
北魏平城的二维空间布局为南北结构（纵向），[163]即东西4300米，南北4800米。隋唐时期的长安为东西结构（横向），洛阳为南北结构（纵向）。[164]《魏书·莫含传附莫题传》记载：“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这则文献说明平城的建筑规划，参照过当时的邺城、洛阳和长安等中原政权的都市。俯瞰平城的建筑特点与艺术风格，其以宫室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三庙”和“二社一稷”作为拱卫宫室的两翼，它采用了几何学的中轴对称学原理，宫室面对的大道就是一条重要的中轴线。平城四郊建造的四座祭坛成为四极，它们起到宗教思想上的护法作用，表现出宇宙空间思维观念。在首都平城之外，北魏政权的治国理念也深受传统汉文化的影响。如《魏书·食货志》记载：“其外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165]这是通过政治理念和军事手段，监管王畿以外王道教化能够波及的地方。张旭华先生认为：“八部帅、八部大夫则是沿用过去的八部大人称号而设置的官职。”[166]这说明鲜卑文化受到汉文化影响以后，随着时代发展，原本鲜卑的“八部大人”逐渐以汉文化的“八部帅”或者“八部大夫”的面貌出现，呈现出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特点，也体现出鲜卑拓跋统治者定居建国以后，在地方管理上出现有关政治制度建设的思维方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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