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空观：五庙和七庙祭祀时间

关于五庙的“岁四祭”，依照《魏书·礼志一》的记载，包括“正（月）、冬（至）、腊、九月”。前文已经考察过北魏的三庙受到曹魏宗庙礼制的影响，所以五庙之中的“冬至”和“腊祭”，应该与曹魏的宗庙礼制密切相关。而且“冬至”和“腊祭”原本就是汉文化的词语，应该没有受到鲜卑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曹魏没有正月和九月的宗庙祭祀时间，关于五庙的正月的祭祖时间，将在后面继续讨论。有关九月举行的宗庙祭祖时间，东汉、曹魏和西晋都没有明文记载。尽管西汉的祭祀时间为一年25次，其中应该包含九月的祭祖时间，然而那是每月必须举行的庙祭，这与北魏固定的九月宗庙祭祀时间只是偶然巧合而已，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礼制传承关系。那么鲜卑人的九月祭祀时间，究竟与哪个政权的礼制有关呢？由于匈奴部族很早就生活在北方草原，鲜卑人与他们长期杂居生活，应该在饮食习惯、文化样式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受到其影响。前文已经考察过，《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有正月、五月和秋三次祭祀时间。其中的“秋”的祭祀时间有些模糊，但是《后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人的祭天时间是正月、五月、九月。^[95]可以看出匈奴人不仅拥有九月的祭天时间，并且在祭天的时候也有祭祀祖先的传统礼俗。所以北魏初期五庙的九月祭祀时间，必然与匈奴民族的礼仪制度有某种内在联系，或许这也是鲜卑拓跋部的秋天祭祀时间。《史记·匈奴传》“大会蹛林”条颜师古注曰：“蹛林者，遶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匝乃止，此其遗法也。”^[96]这里面鲜卑人“秋祭”的“秋”，与《史记》记载匈奴祭祀的“秋”，与《后汉书》的“九月”，应该都指相同的时间。

关于七庙的“岁三祭”，有“正（月）、冬（至）、腊（祭）”。前文已经考察过北魏初期宗庙祭祀时间中，有关“冬至祭”和“腊祭”是参照了曹魏的礼制，然而曹魏并没有正月祭祀祖先的礼制。虽然东汉和西晋都有正月的祭祀时间，但是由于北魏已经把曹魏的礼制作为蓝本，绝不会再参照东汉和西晋的宗庙祭祀时间。因此北魏与东汉和西晋没有直接的祭祖礼制的传承关系。前文《汉书·匈奴传上》和《后汉书·南匈奴传》，都记载匈奴有正月的祭祖时间，这就与五庙和七庙的正月祭祖时间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鲜卑拓跋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前，深受匈奴游牧文化的影响。关于鲜卑人与匈奴人的民族关系和血缘关系，《南齐·魏虏传》记载：“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97]并且道武帝的宣穆皇后刘氏便是匈奴刘眷之女，^[98]太武帝的皇后赫连氏也出自匈奴。^[99]如果再结合现代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能够证明他们发生过基因交流。^[100]既然鲜卑拓跋部进入漠北草原的时间在匈奴人之后，他们曾经生活在相同地域，又有部族联姻，所以从时间、地域和婚姻状况等角度，应该有理由相信五庙与七庙的正月的祭祀时间，与匈奴人的祭天时间存在密切关系。东汉至北魏初期宗庙年度祭祀时间见表4-1。

表4-1　东汉至北魏初期宗庙年度祭祀时间表（附匈奴祭天时间）^[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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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如果从广义上分析北魏初期的宗庙礼制特点，三庙的祭祀时间来自汉文化，五庙和七庙的祭祀时间为胡汉礼制的结合。假如从狭义上再具体地追根溯源，所谓“汉”仅指曹魏的宗庙祭祀时间，所谓“胡”应该与匈奴民族的祭祀时间密切相关。并且依照上述祭祖时间的逻辑推论，古代史官记载匈奴、鲜卑和突厥的祭祀时间，与记载中原汉人政权的祭祀时间在记录笔法上略有不同。如果是汉文化的祭祖时间，一般采用“尝祭”或“仲春”之类的记录方式，如果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祭天或祭祖时间，则直接采用“月份”的叙述方法。比如《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城西有祠天坛……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102]《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103]前文《汉书·匈奴传上》的“正月”“五月”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的“正月”“五月”“九月”，很明显记载这几个游牧民族的祭祀时间，都是直接标明“月份”。虽然《续汉书》志第九《祭祀志下》也使用“正月”和“四月”之类的月份词语记载东汉的祭祖时间，然而那是有规律的孟月。如果把匈奴的祭祖时间用夏正历法换算，正月、五月、九月分别为孟春、仲夏、季秋，这是每间隔四个月举行一次。汉文化的宗庙祭祀时间不论是孟月还是仲月，都是每间隔三个月举行一次，所以它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和礼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