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魏的三庙神主问题，《魏书·礼志一》记载：“（天兴二年，399年）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11]从这里可以看出，天兴二年建成三庙，神主分别是平文、昭成、献明。而且《魏书·礼志一》记载：“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12]这说明平文帝为太祖的神主之位。那么道武帝拓跋珪为什么选择这几位祖先作为三庙神主呢？这又采用什么样的礼制作为参考对象呢？
有关皇家宗庙的三庙礼仪制度问题，《仪礼》和《周礼》皆未见有详细描述。《礼记·王制》记载：“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13]这里面记载大夫官职可以拥有三庙，但是作为普通官职的大夫，为什么能够把皇帝的“太祖”的宗庙作为祭祀对象呢？郑玄注曰：“太祖别子，始爵者也。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14]由此可见这里的“大夫”，绝非指朝廷的普通大臣，而是与皇家有亲密血统关系的臣子，实际上是指太祖的其他儿子或者他们的后代。因为祖先曾经受封了爵位，所以可以进行三庙祭祀，当然这些内容都属于周朝礼制。《魏书·序纪》记载：“平文皇帝讳郁律立，思帝之子也。姿质雄壮，甚有威略。……五年，僣晋司马睿遣使韩畅加崇爵服，帝绝之。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天兴初，尊曰太祖。”[15]这里面的平文皇帝，在北魏建国以后，被道武帝拓跋珪追封为太祖庙号。当然其后围绕北魏的太祖庙号问题，又进行过礼制改易。[16]但是北魏建国初期的道武帝并没有担任过大夫官职，也绝不会按照大夫爵位确定宗庙。因此北魏建国初期的三庙制度，应该与《礼记·王制》记载的周朝礼制没有直接关系。尽管《魏书·礼志一》记载：“祀天之礼用周典。”[17]祖先宗庙也应该与祭天礼制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是正如本书第三章考察的结果，所谓“周典”即《周礼》，与北魏参考郑玄经学的“六天说”密切相关。因此鉴于道武帝并不是诸侯王，北魏初期营造的三庙应该另有理论源头。
由于北“魏”与曹“魏”的国名相同，很多礼制都参照曹魏政权的典章制度，下面先考察这时期曹魏的宗庙礼制。当曹操被汉献帝册封为魏王以后，开始建造自己的宗庙。《三国志·魏书·太祖纪》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18]可以看出建安十八年开始营造魏宗庙，这标志着曹操正式成为诸侯王。那么此时按曹操的魏王爵位应该建造几庙呢？《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19]既然已经被汉献帝册封为诸侯，那么这时候曹操应该建造五庙。曹操到底建造了几庙呢？首先需要了解曹操的几位祖先。《三国志·魏书·太祖纪》记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20]曹操为汉初曹参之后，这应该是陈寿的一个推测，因为其中的“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便说明曹操的祖先无法稽考。郭善兵先生同样认为无法确切追溯曾祖以上历代名讳。[21]因此曹操追溯祖先只能到曹腾和曹嵩，《三国志·魏书·太祖纪》裴松之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22]另据《三国志·魏书·太祖纪》裴松之注引《续汉书》曰：“（曹）嵩字巨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黄初元年（220年），追尊嵩曰太皇帝。”[23]曹丕在黄初元年建立政权以后，追封曹嵩为“太皇帝”。另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记载：“明帝即位，进爵（刘晔）东亭侯，邑三百户。诏曰：‘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是以成汤、文、武，实造商、周，诗、书之义，追尊稷、契，歌颂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兴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光灵所从来也。’”[24]由此可见高皇帝为曹腾，高皇帝之父为处士君曹节，因此曹操建造的魏宗庙仅有曹节、曹腾和曹嵩三庙。曹操非常熟悉朝廷典章制度，为什么没有按照古礼营造五庙呢？其一，诸侯王把“太祖”的宗庙与“二昭二穆”合为五庙，但是曹操并没有刘氏宗族血统，并无法把“太祖”的神主与自己的“二昭二穆”合为五庙祭祀。其二，曹操的父亲曹嵩为曹腾养子，这说明在曹腾与曹嵩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三，祖父曹腾为宦官，曹腾的父亲为处士君。但是《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为何不直接记载曹节而写作处士君呢？《后汉书·宦者传》分别记载了曹腾和曹节，但是这两个人出生地不同，他们也不是父子关系。《后汉书·宦者传附曹腾传》记载：“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安帝（107—125年）时，除黄门从官。……桓帝（147—167年）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腾卒，养子嵩嗣。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25]可以看出曹腾的养子为曹嵩，曹嵩之子为曹操，这三者之间史料紧密连接。另据《后汉书·宦者传附曹节传》记载：“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顺帝（126—144年）初，以西园骑迁小黄门。桓帝（147—167年）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168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168—189年），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长安乡侯，六百户。”[26]由此可见曹腾比曹节在宫中的时间略早。曹腾被桓帝册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在147年，曹节被灵帝册封为“长安乡侯”在建宁元年（168年），这期间至少相差20余年，他们不仅不可能是父子，甚至很可能曹腾要比曹节年长。因此前文司马彪《续汉书》论及曹节绝非长安乡侯处士君，而《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记载：“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光灵所从来也。”[27]并没有直接言及处士君为曹节。从而可以推论处士君并不是具体的人名，那么处士君究竟是怎样的名讳，或许降至曹操时期已经无从查考。关于“处士君”的“君”字，实际上它是对人的一种敬称，比如著名战国四公子的“信陵君”魏无忌、“春申君”黄歇、“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这些带有“君”的词语，既表示显赫地位又表示高尚名节。关于“处士”的含义呢？这是暗指德才兼备却又未曾做官之人。比如《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28]这里面的“处士”就是指民间有才学的人。《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29]伊尹是殷商时期著名政治家，曾经帮助商汤建立霸业，但是在没有为官之前被看作处士。《后汉书·方术传》记载：“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30]这里的“处士”同样可以看作有才学的隐士。由此可见处士绝不是一个人名，而是指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在野人才。由此《三国志》把曹腾之父以处士君看待，它可以反映出几个重要信息：其一，曹腾的父亲无从查考。其二，以处士之名暗指大德隐士。其三，这样可以提高曹操祖先身份地位。其四，既然曹腾之父已经无从查考，便无法寻找更早的祖先。中国古代社会宦官地位极其低下，如果不是家庭迫于无奈，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宦官。因此曹腾之父为处士君的观点，如果没有内在客观缘由，必然是曹操出于政治考量的牵强之举。由于曹操被册封为魏王以后，因自身祖先存在诸多无法详考的问题，便只能追溯三代营造三庙。如果从礼制及血统关系看，营造这三座宗庙已经非常牵强。实际上仅有曹操之父曹嵩才可以进入宗庙，当然中国古代社会养子拥有财产继承权，也受到当时宗亲氏族的认可。所以曹操与这三位宗庙神主之间，仅与父亲曹嵩是直系血缘关系，曹腾和处士君只是其名义上的祖父和曾祖父。(www.xing528.com)
曹魏政权建立以后，曹丕依然实行三庙制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黄初四年，223年）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太皇帝庙，大长秋特进侯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也。”[31]虽然说是“二庙”，实际上是供奉高皇帝曹腾、太皇帝曹嵩、武帝曹操三位神主，至于处士君的神主之位，这时候已经被撤下了。这点可以反证出，曹操在营造魏宗庙选择处士君作为神主，或许是限于祖先无法详考的无奈之举，曹丕即天子位便撤掉处士君的神主之位，这说明其中或许有不为外人所知的内情。《三国会要·礼上·魏宗庙》亦载：“（黄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庙，乃立太皇帝庙，大长秋（曹腾）与高祖（曹嵩）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32]这种二庙三神主的祭祀方法，降至魏明帝时期又发生了新的礼制变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鄴庙。（太和三年）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33]除了刚刚驾崩的文帝曹丕之外，曹魏建国初期确实施行二庙三神主制度。魏明帝即位以后施行七庙制，然而这时期的宗庙神主仅有三位，甚至魏明帝曹睿还把自己看作烈祖，并纳入宗庙神主之列。《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34]魏明帝还没有死去却为自己争得神主之位，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礼仪制度，也遭到后代学者的讽刺和批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语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於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35]由此可见从曹操被册封为魏王，直至魏明帝时期都是施行三庙或二庙三神主的太庙制度。
由于北魏建国初期很多礼制几乎沿袭了曹魏制度，这是出于继承曹魏正朔的考虑。《魏书·地形志上》记载：“汉兴，即其郡县，因而增广。班固考地理焉，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自刘渊、石勒倾覆神州，僣逆相仍，五方淆乱，随所跨擅。□□□长，更相侵食，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论，绣错莫能比。魏定燕赵，遂荒九服，夷翦逋伪，一国一家，遗之度外，吴蜀而已。”[36]其中的“魏世三分”即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魏定燕赵”可以看出北魏灭亡后燕和后赵等政权，并逐步了统一北方，但“遗之度外，吴蜀而已”。这说明北魏把江南政权看作“遗之度外”的“吴蜀”，把自己比作“曹魏”，把江南的“东晋”政权比作“吴蜀”，这两个前后朝代的相互比较，足以说明北魏拓跋统治者把曹魏政权看作正统王朝，甚至在宗庙祭祀时间上都以曹魏政权为蓝本（详见后文），因此道武帝拓跋珪选择平文、昭成、献明为三庙，与曹操选择处士君、曹腾、曹嵩以及曹丕选择曹腾、曹嵩、曹操作为三庙数量完全相同。但是曹魏政权囿于祖先无从稽考，这才迫不得已施行三庙制，道武帝时期已经成功建国，采用三庙制度除了是受曹魏礼制的束缚，也是拘泥于曹魏与北魏之间的正统观。这就促使北魏在拟定宗庙礼制方面，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迫不得已再营造一个七庙，这样才能与《礼记·王制》记载的皇帝七庙制度相符合。换言之，北魏选择三庙是把曹魏看作正统王朝，选择七庙是为了符合古礼。此外，北魏于天兴二年还建造过五庙，三庙、五庙、七庙同时出现，这在历朝历代绝无仅有。但是结合鲜卑少数民族的礼制特点，特别是在五庙的祭祀时间上（详见后文），出现汉礼与胡礼杂糅的礼仪制度，这说明鲜卑拓跋统治者不仅要兼顾汉文化的礼仪制度，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样需要兼顾。由此可见北魏初期统治者思考得比较全面，在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这样做也是出于鲜卑拓跋政权能够长治久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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