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时期，北魏建国已近百年，国家的整个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南北双方军事依然长期对峙，但明显北方已经占据很大优势，[128]鲜卑政权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已经根深蒂固，其他鲜卑贵族在政权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北魏初期时强大。因此在汉化改革的前提下，“宗配上帝于明堂”开始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
《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129]这说明孝文帝太和十年才下诏建造明堂。《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五年）经始明堂，改营太庙。”[130]这里的“始”字，即表示开始建造明堂，这也间接地表明此前没有营造过。而且“改营太庙”的“改”字，既说明太庙的礼制进行改易，也是应对始明堂的新政策。因此如果再次回顾道武帝时期的明堂配祭问题，便可以发现北魏从皇始元年（396年）建国至天兴元年（398年）七月迁都平城，在国家筹备期间没有营造过明堂。至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之前，大约90年的时间里，也没有见《魏书》记载营造明堂。由此可见北魏在明堂问题上，一直处在礼仪制度欠缺的状态。并且“祖配天”和“父配上帝”的礼制，至孝文帝太和十六年（392年）才最终得以完成。《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六年）宗祀显祖献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始以太祖配南郊。”[131]可以看出，直到建国将近百年北魏才最终完成“郊祀太祖以配天”与“宗祀明堂以配上帝”的礼仪制度。而且道武帝天兴二年首次举行南郊祭天时，是采用始祖神元帝配天的礼仪制度，降至孝文帝改为太祖拓跋珪配天，这种礼制改易也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政治需求。因为始祖神元帝为拓跋部的共同祖先，太祖拓跋珪为孝文帝的直系祖先，这时期在不断强化皇权正统性和汉化改革的浪潮下，太祖拓跋珪配天的祭祀礼制显得更为重要。(www.xing528.com)
1995年在山西大同发现的北魏明堂遗址，学者们认为这就是孝文帝太和年间下诏营造的礼制建筑物。[132]关于这个明堂的建筑规模及特点，《水经注·漯水》记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133]其中的“太和中之所经建”，说明郦道元也认为北魏明堂是在孝文帝太和年间营造的，此前应该没有营造过明堂。因此综观北魏的明堂配祭制度，由于道武帝建国初期受到政治环境以及拓跋内部的“兄终弟及”的旧制度影响，只能通过暂时搁置的方法避免部落内的矛盾激化。所以尽管《隋书》批判北魏董谧拟定的礼制“多违旧章”，但至少从“明堂配祭”的角度，还不能直观地判定董谧“未知古式”，只不过他拟定的礼制需要顾及当时的政治形势、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等诸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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