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的配祭制度主要有“祖配天”和“宗配上帝”两种基本模式，而且各朝都延续“祖配天”，但是在“宗配上帝”的配祭方面，有西汉平帝以“文帝配祭”的方法，也有东汉、曹魏和西晋以“父配祭上帝于明堂”的方法。应该说，上述的配祭祖先在国家的发展中都有很大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功绩，对于皇权统治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然而，综观道武帝的直系祖先却与之有很大不同。《魏书·序传》记载，除了始祖神元帝之外，道武帝还有五位直系祖先，他们分别是文帝、思帝、平文帝、昭成帝、献明帝。由于明堂主要配祭帝王之父或有巨大功绩的直系祖先，因此下面采用排除法分别比较道武帝祖先的历史功绩。其一，《魏书·序传》记载，道武帝之父献明皇帝因为保护昭成帝，于建国三十四年（371年）五月死去，[117]道武帝作为遗腹子于建国三十四年七月才出生，因此献明皇帝很年轻时就已经逝去，他对拓跋部的历史发展没有做出过较大贡献，所以无法担当明堂祭上帝的配祭角色。其二，昭成皇帝为道武帝祖父，曾经为拓跋部的政治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魏收评价：“昭成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118]但是公元376年在前秦讨伐代国的战役中，整个代国被前秦灭亡，部落处在分崩离析的境地。若不是383年苻坚“淝水之战”失败，或许代国很难再次遇到复兴机会。因此虽然昭成帝对于代国的发展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也要担负国家被灭亡的重大历史责任，从而他无法成为明堂祭天的配祭角色。其三，文帝是始祖神元帝之子，曾经作为人质前赴西晋，但是在始祖还没有故去以前，他在刚刚返回到部落时便死于内讧中，[119]因此他对代国的发展没有建立功业，也不能成为明堂祭天的配祭角色。其四，《魏书·序纪》记载，文帝之子思帝只“飨国一年而崩”，[120]他也不符合明堂配祭的最佳人选标准。其五，思帝之子平文帝，他只在位五年便死于部落内讧，对于部落的发展亦谈不上建有大功。[121]因此纵观代国早期的历史发展状况，道武帝的五位直系祖先都无法享有配祭明堂的崇高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鲜卑拓跋部的历史发展和军事影响力角度来看，道武帝建国以后追封的昭皇帝和穆皇帝所取得的政治功绩巨大。特别是穆皇帝曾经被西晋册封为代王，从此鲜卑拓跋部拥有了正统地位，[122]这对于居于漠北草原的偏远部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也为其后道武帝能够重建代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合法依据。如果没有这些祖先做出的历史功绩和政治贡献，道武帝绝不可能有机会建立北魏政权。然而这些祖先与其都没有直系血缘关系，如果盲目地把他们供奉在明堂上，并担任配祭上帝的角色，一定会给政局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不符合汉文化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特别是早期代国属于兄终弟及的部落推举制，这与汉文化的父死子继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故此这些非直系有功祖先并不适合配祭明堂。汉文化的祭祀制度与皇位继承制息息相关，所以不论是明堂还是宗庙都不可以随意供奉其他祖先神位。换言之，如果从“郊祭始祖配天”的角度看，汉文化与鲜卑文化都存在可以相互兼容的地方，因为中原汉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寻找到一个伟大的始祖，鲜卑民族也同样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伟大始祖。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鲜卑民族的继承制为“兄终弟及”，建立伟大功业的部族领袖未必是道武帝的直系祖先，而汉民族的继承制是“父死子继”，它具有一脉相传的直系血缘关系的基本特点。因此“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在明堂礼制的问题上便凸显出它们的不可兼容性，这也是汉文化与游牧文化出现抵牾的地方。如果不能给巩固新兴皇权带来积极力量，道武帝只能选择暂时放弃建造明堂。(www.xing528.com)
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初期，并没有把自己看作鲜卑政权的创始者，这在给“平文帝”上尊号为“太祖”的史籍中，就能够窥见一二。《魏书·序纪》记载：“平文皇帝讳郁律立，思帝之子也。姿质雄壮，甚有威略。……天兴初，尊曰太祖。”[123]而道武帝故去以后，虽然《魏书·太祖纪》记载明元帝上尊号为“太祖”，然而很可能这是魏收编撰《魏书》时经过粉饰的结果。比如《魏书·孙惠蔚传》记载：“先是七庙以平文为太祖，高祖议定祖宗，以道武为太祖。”[124]这说明降至孝文帝议定宗庙礼制时，根据道武帝拓跋珪的历史功绩，才重新确定他居于太祖之位。《魏书·礼志一》记载：“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125]宋代司马光也引用了相同观点。《资治通鉴·齐纪三》“武帝永明九年”条载：“烈祖有创业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平文之功少于昭成，而庙号太祖；道武之功高于平文，而庙号烈祖。于义未允。朕今奉尊烈祖为太祖。”[126]北魏以及后来的东魏和西魏，在围绕太祖庙号方面屡有改易，可以看出拓跋宗室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以及东魏和西魏对各自政权合法性的解释。[127]北魏初期没有明堂制度，与鲜卑拓跋部的部落继承制，以及无直系祖先取得历史功绩的特殊性密切相关，甚至拓跋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会左右明堂的建设。而且北魏建国初期非常依赖鲜卑贵族的军事力量，以始祖神元帝配天并不影响鲜卑拓跋部的民族凝聚力和宗教信仰。鲜卑拓跋部的其他祖先纵使为北魏奠定过重要的政治基础，但因为不与道武帝有直系血缘关系，仍然会被排除在“宗配上帝”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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