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祭天文的出典问题及陈戌国先生的研究

关于北魏祭天文的出典问题，陈戌国先生认为，道武帝拓跋珪的祭天礼仪和相关祝文，完全来自汉族王朝的礼制内容。^[13]陈先生考证史料的功力极为深厚，逻辑推理非常清晰透彻，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禅让思想和政治哲学，特别是对这时期的创业帝王首次祭天时所用祝文的出典与流变都有精妙分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辨，比如南北朝政权改易频繁的理论来源是什么？郑玄经学对于北魏建国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关于“敢用玄牡”之类的词语，历史上有几部文献存在相关记载？

《尚书·商书·汤诰》记载：“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14]可以看出《尚书》记载的祭祀内容属于商汤讨伐夏桀的文章，并不能看作最高统治者即位时祝告上天的一篇祭文，因此这篇文章对后代的禅让思想产生政治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墨子·兼爱下》记载：“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15]这是一篇商汤祈祷上天解除旱灾的文章，并不是皇帝即位的禅让文。《论语·尧曰》记载：“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16]关于《尧曰》篇的这段描述，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注疏，其中西汉孔安国和东汉郑玄的注释对后代的影响最大。孔安国认为：“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17]这里继承了商汤讨伐夏桀誓词的观点，与上面《尚书》记载的含义基本相同。其中的“未变夏礼，故用玄牡”主要是指夏朝崇尚黑色，所以采用黑色的“玄牡”祭祀。比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　，牲用骍。”^[18]这里面就记载夏朝“牲用玄”的祭祀特点。这种夏商周分别崇尚“黑白赤”的祭祀礼制，对于后世的五行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东汉晚期的著名经学家郑玄认为：“用玄牡者，为舜命禹事，于时总告五方之帝，莫适用，用皇天大帝之牲。”^[19]他把这段话看作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从而才选择“玄牡”作为牺牲。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尧曰》记载：“尧命舜以天位之辞也。”^[20]皇侃同样认为这是禅让的意思。宋代理学家朱熹《论语集注》记载：“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21]朱熹更加确认这是禅让。清末康有为《论语注·尧曰》认为：“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22]康有为依然认为这是禅让的意思。这里都把这句话视为尧将王位禅让给舜的意思。如果推究这种观点的源头，主要源自郑玄的经学思想。因此郑玄注释《尧曰》的经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

但是降至魏晋之际，反对郑玄的经学思想逐渐占据当时的主流地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肃与郑玄的经学之争。《三国志·王朗传附王肃传》记载：“初，（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23]可以看出，王肃也曾经注过《论语》，但是他在注释《尧曰》篇时，是否持有禅让思想却未见史籍。虽然魏晋时期郑玄与王肃的经学之争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甚至王肃作为司马炎的外祖父，他的经学思想得到晋政权的大力倡导，然而在王朝禅让的问题上，毫无疑问司马炎的即位方式与郑玄的经学思想完全相同。^[24]实际上郑玄的这种经学思想，应该是时代发展的政治走向和王朝更迭的历史趋势。作为西晋的初代皇帝司马炎，即使利用权力崇尚王学反对郑学，也不可能阻碍时代发展的前进脚步，以禅让手段建立王朝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走向，而且司马炎就是通过禅让手段夺取了曹魏政权。(www.xing528.com)

不仅经学拥有王朝的禅让思想，有关《尧曰》篇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对于正史亦有很大影响。《史记·历书》记载：“（尧）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25]这是尧禅让舜、舜禅让禹的历史故事。《汉书·律历志上》记载：“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26]实际上班固继承司马迁的禅让思想观点，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汉书·叙传上》亦载：“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人，其揆一焉。”^[27]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就非常流行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并且《汉书》的《历书》《律历志上》《叙传上》，特别是刘备的祭天文都提到“历数”，所谓“历数”，康有为引用郑玄语曰：“历数，为帝王受命之符瑞。”^[28]这依然是肯定王朝禅让的历史趋势。

真正把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带向政治现实的历史人物是西汉末年的王莽。他在掌握朝廷实权以后，便采用禅让手段取代了西汉政权。《汉书·王莽传中》记载：“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29]这里的“历数在于予躬”的“予”同“余”，“予躬”既是“授予我”的意思。王莽以建立儒教国家为自己的政治目的，经常使用儒家典故特别是圣人语言，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的禅让文便模仿《论语·尧曰》。关于异姓禅代的理论来源，日本学者东晋次先生认为：“王莽之前有刘邦代替秦朝建立汉政权的易姓革命，也有同姓血缘关系的王位继承制。但是在有德者居之的德治理论的倡导下，即使是异姓依然可以继承皇位。”^[30]所以王莽最终通过禅让手段取代了西汉政权。虽然后世很少把王莽政权看作正统王朝，但是他的即位方法和政治伦理，对于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发生政权更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理论依据和政治效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