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道武帝建国以前，司马炎的西晋王朝是通过禅让的政治手段，取代了此前的曹魏政权。关于他即皇帝位时宣读的祭天文内容，《晋书·武帝纪》记载：“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6]可以看出这是借助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宣传皇位让有德者居之是历史必然的趋势。特别是其中“皇帝臣炎，敢用玄牡”与北魏的“皇帝臣珪，敢用玄牡”的行文方式如出一辙。那么这是否能够证明道武帝的祭天文就是参考了西晋的禅让文呢？实际上，司马炎并不是最早使用这种祭文模式的皇帝，在三国时期早已有之。
按照《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王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冝授于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谨择元日，与群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禅，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7]当魏王曹操病逝以后，由曹丕继承魏王王位，其后汉献帝在众臣威逼利诱下，曹丕通过禅让手段取得了东汉政权。除此之外，东吴也有类似的文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录》记载：“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8]可见这是一篇祭天文，其中的行文方式与曹丕的禅让文基本相同。能够看出《献帝传》和《吴录》都采用“皇帝臣某，敢用玄牡”这样的祭文模式，然而它们是裴松之引用的文章，《三国志》的正文里没有详细记载孙权的祭天文。关于曹丕的另一篇禅让文，《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祇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9]这是通过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宣传曹魏代汉的历史必然趋势。但是同一个魏国皇帝曹丕祭天，不可能同时宣读两篇祭文，所以也许《献帝传》和《吴录》是后代史官补充的内容。[10]那么比《献帝传》和《吴录》更早出现祭天文模式的是哪部文献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11]按照三国时期皇帝即位时间的先后顺序，曹丕即位于220年，刘备即位于221年，孙权即位于229年。但是“皇帝[臣]备，敢用玄牡”却出现在陈寿《三国志》的正文里，而陈寿编著曹魏和东吴的祭天文，却没有这种祭文模式。因此很可能蜀汉政权刘备的祭文，才是北魏、西晋、《献帝传》和《吴录》的最早源头。(www.xing528.com)
尽管《先主传》的这篇文章不能说是禅让文，刘备也并非通过禅让手段建立了蜀汉政权，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拥有浓厚的禅让思想。而且其子刘禅的“禅”字便有这方面的含义，[12]这也说明刘备在禅让方面的政治倾向。特别是他的祭天文与中国古代的禅让思想，以及儒家经学都存在一脉相承的政治关系。历史上关于“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之类的文献描述，主要有《尚书》《墨子》和《论语》三个出典。下面对这三部文献试加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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