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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空观:天子与可汗

时间:2023-1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继两汉时期活跃的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之后,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游牧民族又出现了“可汗”或者“可寒”称谓,实际上“单于”与“可汗”都是官称。实际上,汉文化的“天子”与游牧文化的“可汗”,对其后的唐王朝的爵位称号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仅是汉人崇敬的“天”,与游牧民族最高酋长的“可汗”相结合,而且是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

北魏时空观:天子与可汗

由于漠北草原地域辽阔,政权更迭非常频繁。继两汉时期活跃的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之后,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游牧民族又出现了“可汗”或者“可寒”称谓,实际上“单于”与“可汗”都是官称。[147]米文平先生于1980年发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嘎仙洞”的碑文上,就刻有“皇祖先可寒”的字句。[148]“可汗”与“可寒”都是音译,所以鲜卑统治者应该称呼过“可汗”。甚至北魏建国以后,在鲜卑部族内对于最高统治者,依然会沿用这个称呼,只不过魏收在编撰《魏书》时,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汉化修饰,所以《魏书》较少载有“可汗”之类的称谓。罗新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在鲜卑语中“可汗”一词早已存在。[149]那么关于“可汗”的官职与含义,《资治通鉴·魏纪九》“至可汗毛始强大”条胡三省注曰:“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150]这说明“单于”与“可汗”,都是漠北草原上的某个部族的最高行政长官。《北史·蠕蠕传》记载:“可汗,犹魏言皇帝也。”[151]这是把可汗看作北魏时期的皇帝,并且《通典·边防十二》“蠕蠕”条载:“可汗,犹言皇帝也。”[152]这条史料也沿用这种观点,可以看出它们的政治功能,与汉文化的“皇帝”基本相同。只不过“单于”使用在两汉时期,其后逐渐被“可汗”称号取代。

可以看出,不论是“单于”还是“可汗”,都没有把天视为自己的父亲。著名的《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记载:“朕是同天及天生突厥苾伽可汗”和“承上天之志朕立为可汗”。[153]这里也没有天子的含义。因此,如果道武帝以可汗的身份举行西郊祭天时,天是抽象的让人敬畏的“神灵”,它与人的空间距离依然非常遥远。但是这个“可汗”绝不能等同于汉文化的“天子”。虽然北魏道武帝建国以后,打算摆脱游牧时期的“兄终弟及”制,施行汉文化的“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但是在西郊祭天的仪式上,整个部族共同享有祭天权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特别是天对于游牧文化的最高统治者可汗来说,因为两者没有父与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所以他便不会独享祭天权。祭天是整个部族对于天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崇拜,它是部族凝聚力的真切体现。尽管天赐二年(405年)有很多大臣和后宫们参与西郊祭天,但并不违反礼制法规便是这个原因。再进而论之,单于和可汗都认为自己是“天之子”,但绝不是汉文化的“天子”,草原上的所有部民也都拥有这样的传统观念,所以才可以一起参与祭天。因此中原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天子,与游牧文化的可汗(天之子)的含义存在很大差别,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程度,应该是基于不同层面的宗教思想文化。甚至“单于”或者“可寒”与“天子”不能互译,只能与汉文化的“皇帝”互译,所以《北史》的“可汗,犹魏言皇帝也”便是基于上述原因。

实际上,汉文化的“天子”与游牧文化的“可汗”,对其后的唐王朝的爵位称号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旧唐书·太宗纪下》记载:“(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154]这是唐代初期突厥战败以后,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的文献记录。这不仅仅是汉人崇敬的“天”,与游牧民族最高酋长的“可汗”相结合,而且是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新唐书·北狄传》的史官评价:“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155]史官有此观点能够证明,唐代的天子与“天可汗”才有类似的思想含义。特别是如果把“天子”和“天可汗”在文字上进行对照翻译,可以看出“可汗”能够翻译成“天之子”,而不能翻译成“天子”,“天可汗”才可以翻译成“天子”,它是经过翻译之手才最终形成的复合性词汇。依此类推,如果“可汗”与“单于”具有相同的官称特征,那么《旧唐书》把“天子”可以转译为“天可汗”,如果“单于”也要翻译成“天子”,就应该翻译成“天单于”才符合语言学翻译标准。但是前面《汉书》记载“撑犁孤涂单于”一词,却无法与“天单于”或“撑犁单于”对译。而且不论《汉书》还是《后汉书》都没有“撑犁单于”,这足以说明“天子”这个宗教哲学词语是汉文化独有的。(www.xing528.com)

因此,尽管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已即天子位,当拓跋部统治集团举行西郊祭天时,拓跋珪又回到游牧社会的“可汗”身份。这说明他是按照鲜卑文化的礼仪制度,与其他大臣共同完成鲜卑传统的祭天仪式,这是从游牧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制度规范,与他是否为汉文化意义上的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层面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天赐二年(405年)的西郊祭天,能够看到道武帝在北魏政权内,实际上具有“天子”和“可汗”的双重身份。而且这两个身份对于天的认识,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汉文化的天子祭天时,巫师只是担当辅助性的角色,这是因为天子在祭祀自己的父亲(天)时,可以直接采用“礼”和“孝”,不需要通过中间人向天传递信息,然而“可汗”不是天的儿子,他必须通过巫师才能与天沟通。可汗与天之间增加了巫师这个中间媒介,说明可汗不具备如同天子的灵体,可汗与天子是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爵位称号,他只能选择有灵性的巫师作为代理人,所以可汗远不如天子与天之间的关系密切。只不过魏收编撰北魏历史时,很少直接叙述鲜卑人的民俗信仰,才导致我们从表面上看西郊祭天,其礼仪制度存在很大的矛盾,实则进入内部对这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礼制进行比较分析,是“越礼”还是“依礼”便清晰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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