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述两条史料与北魏祭天礼制并不直接相关，但是至少说明在匈奴文化中，乃至这个时期的漠北草原上，应该存在四色或五色的空间方位观念。而且凉州一直是胡汉文化交汇融合之处，也是汉人、匈奴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生活的地方。当西晋政权逐渐走向衰弱以后，对于凉州地区也失去了控制能力，这里便出现了新的军事集团，其中张氏的前凉政权最为著名。世祖张骏曾经建造了与五色相关联的奢华宫殿。
《晋书·张轨传附张骏传》记载：“（张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97]其中就包含方色与季节的对应关系，针对这四种方色与四季的内在联系，任爱君先生认为它是游牧社会依水草而迁徙形成的文化特色。[98]他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还必须从两方面分析这五座宫殿的建筑特点：其一，因为游牧民族有按照季节变化进行迁徙的生活习惯。其二，这条史料并非完全是游牧文化的体现，其中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汉文化思想。比如这条文献中的“政刑”，就是中原政权秋天处罚犯人的词语，“玄武”是二十八星宿之“北方玄武”的名称，它们都属于汉文化的专有词汇。特别是其中使用“东”的“青”，“南”的“赤”，“西”的“白”，“北”的“黑”， 属于典型的汉文化的四色和四方的对应关系。因此这四座宫殿的名称和方色，是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如果完全认为上述内容是游牧文化的体现，显然是片面的。或许张骏营造的五色宫殿在时间意识与空间观念上，并非他本人的独创。因为姑臧城在今天的甘肃武威，它始建于匈奴统治时期。《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莽曰张掖。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县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张掖，武威，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休屠，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揟次，莽曰播德。鸾乌，扑，莽曰敷虏。媪围，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宣威。”[99]这里面就记载“故匈奴休屠王地”，说明此地曾经是匈奴休屠王控制的区域，所以必然包含其中的姑臧。《晋书·张轨传》记载：“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100]参考这条文献，并结合匈奴和鲜卑等相关史料，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其一，前凉张轨是西晋政权派去守边的将军。其二，匈奴建造的姑臧城为前凉张骏所用，并建有极为奢华的五色宫殿。其三，按照前面史料记载，前凉与鲜卑有很多接触，双方不仅有战争也应该有外交往来。其四，匈奴拥有五色观念，前凉政权或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借鉴。其五，很可能鲜卑拓跋部在与汉文化接触以前，就受到匈奴文化或其他游牧文化的方色观念影响。
既然张轨是西晋官吏，理应该熟知汉文化的五行思想，但是正如前文考证，汉人政权几乎很少用方色作为天坛四门，所以他的五色观念应该与游牧文化有密切关系。实际上北魏的宫殿与方位之间，很早就有很多关联性。《魏书·太祖纪》记载：“（天赐元年）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筑西宫。……筑北宫垣。”[101]这里面的“西宫”和“北宫”就有鲜明的方位特色。《魏书·世祖纪上》亦载：“（始光二年）三月……营故东宫为万寿宫。”[102]这个“东宫”究竟营造于何时呢？《魏书·世祖纪上》载：“世祖太武皇帝……母曰杜贵嫔，天赐五年生于东宫。”[103]这说明在道武帝时期就已经建造了东宫。所以根据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北魏政权有四方与宫殿相结合的空间观念，这与前凉政权的宫殿建筑特点极为相似。除此之外，《魏书·序纪》还有几处记载“白部大人”，[104]《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太元元年”条胡三省注：“鲜卑有白部。后汉时鲜卑居白山者，最为强盛，后因曰白部。”[105]这说明鲜卑拓跋部对于色彩有一定认识，“白部”或者“白山”都是色彩的一种表达方式，更是地理环境的一种象征。而且《魏书·太祖纪》载有“北部大人”和“南部大人”，这是分别管理南北两块区域的部族酋长，也是鲜卑人对方位观念的一种认知。《魏书·官氏志》亦载：“泰常二年（417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东、西、南、北部，皆以诸公为之。”[106]很明显这延续了游牧时期的职官特点。总而言之，毫无疑问北魏建国以前应该拥有四方的空间观念，或许已经与四种颜色相匹配，鲜卑拓跋部原本来自漠北草原的游牧社会，那里已经有四色四方的空间观念，在没有入主中原以前，鲜卑拓跋部有条件接触到这方面的思想文化。
在汉文化的五行思想观念中，黄色是代表中央的重要颜色，象征着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根据目前的传世文献，发现代表游牧文化的中央颜色与汉文化的完全不同。比如道武帝拓跋珪曾经建造过紫极殿，《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四年）夏四月辛卯，罢邺行台。诏有司明扬隐逸。五月，起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107]这座紫极殿主体的建筑颜色应该为紫色，特别是北魏孝文帝的出生地点就在紫宫。《魏书·高祖纪上》记载：“高祖孝文皇帝，讳宏，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108]紫极殿与紫宫，根据名称分析应该不是同一座建筑物，但是它作为最高皇权的象征是没有异议的。而且这时期北魏已经建立政权，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是鲜卑拓跋统治者依然采用紫色而不是黄色作为最高规格的宫殿，这说明鲜卑文化在方色思想的问题上，与汉文化的五方色是有区别的。那么前文提到的前凉张骏建造的谦光殿又是什么颜色呢？任爱君先生认为，如果根据“谦光”字义，绝不会是中原汉文化崇尚的黄色。[109]虽然他没有提供相关的史料作为证据，但是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下面探讨后凉谦光殿的颜色。《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安帝隆安三年”条载：“（吕）篡入自青角门，升谦光殿。（吕）绍登紫阁自杀。”[110]这是关于公元399年后凉吕篡与吕绍宫廷内斗的史料。其中的“青角门”应该是四门之一，以此推论很可能还有其他方色门。并且涉及的所谓“紫阁”毫无疑问应该是紫色，而居于五座宫殿中心的“谦光殿”也很可能为紫色，或者主体建筑物为紫色。并且这个“谦光殿”是否为前凉张骏建造的宫殿呢？胡三省注曰：“青角门，盖凉州中城之东门也。谦光殿，张骏所起。”[111]因此前凉张骏建造的五座宫殿依然被后凉政权使用。特别是“青角门”之“青”，与“东门”之“东”，完全是汉文化的方色与方位的对应关系，这点应该承袭汉文化的方色观念和方位思想，但是中间位置的宫殿采用紫色，又与汉文化崇尚黄色完全不同。然而前凉政权的紫色建筑与北魏平城建造的紫极殿或者紫宫，具有完全相同的色彩，这应该是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显著差别。(www.xing528.com)
而且以紫色作为中央宫殿和权力象征的政权不仅有前凉、后凉和北魏，其后兴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也有类似的方色观念。《辽史·营卫志上》记载：“宫曰斡鲁朵。”[112]所谓“斡鲁朵”，也可以称为“斡耳朵”“金帐”或者“宫帐”，它是辽国的宫殿名称。古代突厥称为“ordo”，可以翻译为“宫”，[113]比辽代稍晚的蒙古也把宫殿称为“斡耳朵（ordo）”。[114]其中的“金帐”的颜色，却并非是汉文化崇尚的黄色。关于它的颜色问题，《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记载：“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人们已经搭好了一个很大的紫色帆布帐篷，据我们认为，这个帐篷大得足可以容纳两千多人。”[115]可见这个“斡耳朵”就是用紫色帐篷搭建的宫殿，说明辽国和蒙古等北方草原民族都崇尚紫色。[116]波斯人拉斯特主编的《史集》记载：“在成吉思汗对塔塔儿部落发怒并消灭了他们之后……（他们）躲藏在斡耳朵里。”[117]这条史料同样能够证明“斡耳朵”这个词语，便是蒙古人居住的帐篷，它与汉文化崇尚黄色的特点有很大差别。除了紫色与黄色不同之外，其他的四色与四方完全能够对应，这能否说明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吗？而且汉文化的五行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如果游牧民族早在汉初以前，就部分地吸收了方色思想，其后才形成游牧民族自己的五行观念，这样的文化交流方式和历史发展轨迹是否能够存在呢？
由于汉人居住的华北平原与漠北草原乃至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紧密相连的大陆，尽管旅行者会面临被沙海吞没或被猛兽野禽掠食的危险，但并不能阻挡双方交流和探险之路。游牧民族经常由北向南迁徙，并活跃在这片广袤无际的草原上。北方部分汉人因中原发生天灾人祸也会时常由南向北迁徙，双方在民间很早就有过往来和杂居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匈奴传》中，就从政治经济和民俗文化等角度叙述过匈奴的事情，匈奴也应该同样地关注过中原政权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尽管他们对于彼此应该缺少深层次的认识，但是通过史书的记载能够看到双方交流的历史痕迹。例如前凉在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片面性，如果把他们的四方和四季与汉文化的五行思想体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些地方并没有完美兼容。《吕氏春秋》记载，一年划分为“孟春”“孟夏”“季夏”“孟秋”“孟冬”五个季节，并且分别对应春和青、夏和赤、季夏和黄、秋和白、冬和黑，[118]其中的“黄色”对应“季夏”。再按前文《张骏传》记载：“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即春和青、夏和赤、秋和白、冬和黑，这样用四季对应四色的方法，很显然只是直观上的数字平均分配，这与汉文化的五行思想的对应方式有很大区别。特别是游牧文化崇尚的紫色，并没有被纳入他们的五行体系，也没有对应相关的月份和季节。而且前文已经多次论及匈奴每年有三次祭天，所以这时期他们很可能认为每年有三季而非四季，四季概念应该来自汉文化。直到元代蒙哥统治时期，才看到有四季行宫。[119]或许漠北草原受到汉文化影响以后才出现四季概念，但是这个四季的时令节气与中原相比，依然存在明显差别。或许匈奴并没有能够深入了解，当汉文化的四季放到五行思想体系中，为了对应五色和五方等相关数据，会把原本属于夏季的三个月份中的“季夏”独立出来，以此对应中间的黄色。并且原本一年四个季节被分割成五个季节，或许这是早期的匈奴人在吸收汉文化的五行思想过程中，并不详细了解且处在片面认识阶段的做法，所以其后延续到前凉才出现直观的四色与四季的对应方式。特别是汉文化的五行思想还包括五脏、五音、五味、五臭、五虫、五祀、五神、五帝、五谷、五畜等，它们与游牧文化并不能形成完美的“以五为主”的五行思想组合。反观匈奴的五色马和五色旗，再比较前凉四季和四色的对应方式，就能够发现游牧文化没有完备的五行体系，这只能说明其在接受汉文化的五行思想体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为了符合游牧民族的文化土壤，他们只能吸收相互兼容之处，或者对部分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完全不符合草原文化的思想内容会遭到抛弃。
因为漠北草原的游牧文化确实存在五方色的空间观念，中央的紫色应该是他们自身崇尚的颜色，其他四色很可能在先秦以前或秦汉时期，已经由中原流入到漠北草原。所以北魏西郊天坛使用的四种颜色，未必直接取材于汉文化的空间观念，而是匈奴乃至其他部族长期沿用，并被鲜卑拓跋部纳入西郊祭天的礼制建筑规划中。但是如果追根溯源，应该与中原的五方色的空间观念存在重要的文化传承关系。北魏建国初期营造的鲜卑文化的西郊天坛，在四门建造上和四方的色彩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汉文化的五行思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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