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的天坛形制和建筑尺寸，史书上保留了一些重要数据。比如南朝梁武帝就建造了一座天坛，《隋书·礼仪一》记载：“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高两丈七尺，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门。”[83]这里面便出现“四门”的建筑样式，但是没有记载四门是什么色彩。比《隋书》成书稍晚的杜佑的《通典》，也同样收入了这条文献。比如《通典》卷四十二《礼二》“吉礼二”条载：“坛高两丈七尺，下径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门。”[84]北魏天兴二年（399年）也建造了南郊天坛。《魏书·礼志一》记载：“（天坛）为坛通四陛，为壝埓三重。”[85]“四陛”是指四个阶梯，它分布于天坛的四个方位，由此推论也应该有相应的四门。东汉建造过方坛祭祀社稷，《续汉书·祭祀志下》记载：“建武二年（公元26年），立大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86]这个方坛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坛位，因为汉文化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所以建造方坛祭祀土地神符合中原的传统文化。关于西郊天坛的形制和颜色，《魏书·礼志一》记载：“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87]“二陛”是指两个阶梯，它位于天坛的东面。这说明四门对应四种方色。北魏西郊天坛复原图如图2-2所示：
图2-2 北魏西郊天坛复原图[88]
近年西安出土了隋唐时期的天坛，整体建筑格局为圆形三层八门结构，这是采用八方的建筑理念，因此八门无法对应四色，如果包括中央之门，很可能这是九天的宇宙观。《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89]目前北京保留的清代天坛，能够清楚地窥到它的整体建筑风格。《天坛》记载：“圜丘坛有四门，东南西北分别为泰元门、昭亨门、广利门、成贞门。”[90]清代建造的天坛，整体上呈现出圆形三层四门的建筑特征，并采用《易经》的“乾卦”卦辞，即“元、亨、利、贞”给四门命名。[91]可以看出，北京天坛的四门受到《周易》的影响，而没有对四门赋予五行色彩的观念。那么汉文化是否用方色建造坛门呢？《史记·封禅书》记载：“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92]这是祭祀五帝出现的五门，每个门对应一座帝位。根据《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云：‘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宫殿疏》云：‘五帝庙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内而设五帝，各依其方帝别为一殿，而门各如帝色也。”[93]为五帝分别建有五座殿，每个殿门的颜色与帝色相同。但北魏西郊祭坛体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坛上不会供奉四帝神位，而且五色无法对应四个方位。这说明当时北魏政权独自设计了天坛规制。明清天坛与隋唐天坛的比较图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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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北京明清天坛与西安隋唐天坛的比较图[94]
既然汉文化的南郊天坛没有采用四方色作为四门颜色的建筑理念，那么西郊天坛的四色门又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于西郊祭天源自鲜卑文化的夏四月祭天的传统礼俗，鉴于匈奴与鲜卑人存在密切的文化关系和血缘关系，下面先比较匈奴史料描述的方色问题。《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95]这是汉初匈奴把刘邦围困在白登山时，使用的白马、青马、黑（乌）马、赤（骍）马四色马。可以看出这与北魏西郊天坛的四种颜色完全能够对应。实际上这条文献并非孤证，还有一条史料也应该值得关注。《汉书·陈汤传》记载：“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96]“五采幡帜”也可以称为“五色旗”，其中的四色应该与围困刘邦的马匹颜色相同。
因此北魏西郊天坛的形制，与汉文化的南郊天坛完全不同，尽管南郊天坛有四门，但是天坛的整体布局是圆形结构，这与西郊天坛存在很大差别。而且游牧文化的“天”为“圆”，这是一种类天的象征寓意。西郊天坛是方形结构应该是为了区分汉文化的南郊圆坛。而且北魏政权建立以前，应该存在“四色”或者“五色”的民俗文化，那么鲜卑民族又是怎样接受的这种思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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