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根据考古发掘材料，进一步考察昴星的记载情况。20世纪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地区发掘了古代遗址，在出土的简帛上就有关于“昴宿”的记载。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把昴写作“矛”，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写作“茅”和“卯”，湖北沙市周家台《日书》写作“卯”，甘肃天水放马滩《日书》写作“昴”。可以看出“昴”作为音训词汇出现多种表达写法，这说明“昴”在汉文化的史料典籍中，没有作为统一固定的词语出现以前，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注音的表达方式。春秋战国时期的“昴宿”称谓，不仅没有固定为统一的“昴”，甚至“昴”只是对这个星宿的语音标注，这才是“矛”“茅”“卯”存在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司马迁编撰《史记》以前，“昴为胡星”的“昴”很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传到中原的语音，其后司马迁才把“昴”字作为固定词语称谓。尽管许慎《说文·日部》记载：“星名。昴，白虎宿星。从日，卯声。”[52]这里面的“昴”字表音和表意相结合，但这种文字训诂是东汉以后出现的观点，并且“矛”“茅”“卯”都属于“昴”的音训文字。
关于战国至秦汉史籍中的“昴宿”，《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53]可以看出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写作“昴”字，而且这部文献属于秦国典籍。《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昴十一，毕十六，觜巂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54]这条史料也写作“昴”字。《史记·天官书》记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55]这里面记载为“昴”字。《汉书·天文志》记载：“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56]可以看出秦统一六国以前，关于“昴”的写法有几种，秦统一六国以后，“昴”的书写方法呈现统一趋势。汉代的《淮南子》《史记》《汉书》都呈现出相同写法，说明这时期“昴”字写法才趋向统一。见表2-1。
表2-1 楚秦地区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的“昴宿”写法[57]
如果从文字学角度看，“卯”和“昴”有形声字关系，“矛”和“茅”也有形声字关系，然而“昴”与“茅”之间，基本上没有紧密的关联性。如果从上古音角度看，“矛（mu）”“茅（meu）”“卯（meu）”“昴（meu）”四字，不仅声母都用“m”，而且“茅”“卯”“昴”三字的韵母都是“eu”，它们的上古音完全相同。[58]如果稍微展开论述，正如刘乐贤先生比较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十二禽（十二生肖）”时，认为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的“十二禽”与后世差距很大，但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十二禽”与后世说法基本一致，这是秦系战胜了楚系。[59]由于秦始皇施行统一度量衡政策，各国文字也呈现统一的书写状态，很多词汇的书写，必然趋向秦国文字。如果从“昴”与“茅”的文字比较，以及《淮南子》《史记》和《汉书》等文献用“昴”字的历史沿革看，可以看出几部史书都写作“昴”，而没有“茅”“卯”等多种书写方法，因此它也具有秦系战胜楚系的相同特点。换言之，“昴”字并不是记录汉文化的“昴宿”的最早称谓，早期“昴宿”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词语以前，应该已经流行与之非常近似的语音或词语。可见汉文化对于昴宿的认知也有一个渐变过程，秦汉以前并没有统一写作“昴”字。这说明即使在华夏文化中，观测“昴”也存在多元化特点，未必存在一个相同的文化源头。很多占星家都对“昴”有不同的认识，所以身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也会有自己对“昴”的观测和认知。
由于昴宿是由七颗星构成的星团，如果观测西方天空很容易辨认出来。因此许多民族都参照它的空间位置确定季节。比如古印度将昴宿列为二十七宿中的第一宿，[60]这是因为他们有昴星初见东方之日献祭的习俗，也是因其原始历法中的春分为新年。[61]汉文化很早就把昴宿与季节连在一起。比如《尚书·尧典》记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62]目前学者们研究认为，这个季节应该在春分。[63]当然，居住在北半球的人几乎都能够观测到昴宿，但是认知方法和季节意识却存在文化的多元性。因为“昴宿”所在西方七宿，关于它的空间位置与月份的对应关系，清代桂馥《说文解字正义》引李善语云：“谓五月、六月也。”[64]也就是昴星出现在五月、六月，虽然这条史料记载的时间为五月或六月，非常笼统，但是它把空间（昴宿）与时间（月份）联系起来了。这是古人把空间和时间相结合，并确定季节的最好证据。另一方面，如果把五六月与毕昴天区相对应，应该不是夏正建寅为岁首，而是周正建子为岁首，这样才能把天区与月份客观对应出来。人类把二十八星宿看作空中坐标，但是它会以每百年大约退1度左右发生空间位移。因此每个时代观测的星宿位置都会出现一些微小变化。如果细致划分天区并结合历史时代，就能够观测到昴星究竟是五月还是六月。史书中有这方面非常准确的星区记录。《史记·天官书》记载：“（岁星）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65]《汉书·天文志》亦载：“（岁星）五月出，石氏曰，名启明在胃、昴、毕。”[66]这说明班固完全按照司马迁的观点，记录的天文历法数据，所以不论是“开明”还是“启明”，这两部文献都表明“岁星（木星）”在五月的早晨出现于“胃昴毕”所在的天区。由此又引出一个复杂的天文历法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夏商周的岁首各相差一个月，如果是“夏正”的“五月”，它对应的天区在“东井”，而“周正”五月对应的天区在“胃昴毕”（详见表2-2）。所以《汉书》言及的“石氏占”的历法应该是“周正建子”，这样才能把毕昴天区与五六月份之间的关系对应出来。
表2-2 二十八星宿与月份对照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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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言及匈奴在五月举行过祭天仪式，那么匈奴是否以昴宿为天空坐标，并以此推演年度时间变化且出现崇拜昴宿的宗教信仰呢？实际上，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漠北草原，目前依然能够看到阴山山脉留下他们刻写的岩画，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就关注过这些绘画。《水经注·河水》记载：“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68]尽管没有论及昴宿，但是如此壮观的人类早期的文化艺术结晶，必然引起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陈久金先生根据阴山岩画认为，匈奴确实有崇拜昴星的迹象，当时汉人占星家应该从匈奴人那里得知，他们以昴星为族星而作为崇拜对象的信息。[69]陈久金先生的这种观点说明匈奴很早就有崇拜昴宿的文化传统。由于匈奴人披头散发（髦头），或许司马迁通过多种信息渠道了解到这种情况，便把他们的生活习俗与昴宿主观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才为占星家们提供昴宿与胡人相结合的占卜理论素材。中国的二十八星宿是以“角”为起首，印度以“昴”为起首，阿拉伯以“娄”为起首。[70]这说明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即使能够观测到昴宿，他们的天文历法思想也未必相同。因此匈奴应该有昴宿崇拜的传统。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言及“昴为胡星”的信息来源。所以“昴为胡星”的最初信息，应该与北方游牧民族自身的星宿崇拜相关，这与他们的星宿宗教信仰和披头散发（髦头）的生活习俗相关，客观上也给司马迁提供了“昴为胡星”的理论来源。匈奴作为长时间生活在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应该有能力通过目测观察到昴宿。赵永恒先生与李勇先生在论文中，也列举了“昴为胡星”的事例，可以看出他们同样认为北方游牧民族，有通过观测昴宿确定季节的文化传统。[71]由于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有五月祭天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五月”的历法是怎样确定的呢？法国突厥史学家路易·巴赞认为，昴星团的“argali（阴月）”相当于今天的6月。[72]如果用夏正历法换算应该为五月，这个月份正是突厥与匈奴的祭天时间。但是匈奴的五月祭天是依赖于天文学的“年”，还是观察青草变化确定的社会学的“年”，这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
《汉书·律历志下》记载：“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于夏为十一月，商为十二月，周为正月。终于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于夏为十二月，商为正月，周为二月。终于危十五度。诹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营室十四度，惊蛰。今日雨水，于夏为正月，商为二月，周为三月。终于奎四度。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今日惊蛰。中娄四度，春分。于夏为二月，商为三月，周为四月。终于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谷雨，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终于毕十一度。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于夏为四月，商为五月，周为六月。终于井十五度。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于夏为五月。商为六月，周为七月。终于柳八度。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于夏为六月，商为七月，周为八月。终于张十七度。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处暑。于夏为七月，商为八月，周为九月。终于轸十一度。寿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于夏为八月，商为九月，周为十月。终于氐四度。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于夏为九月，商为十月，周为十一月。终于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终于斗十一度。”[73]这些史料提供了“十二星次”“星宿度数”“二十四节气”等信息。前文考察过汉武帝时期已经采用夏正建寅为岁首，其中的“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于夏为五月。商为六月，周为七月。终于柳八度”正是匈奴五月的祭天时间，但是可以看出这个月份并不在西方七宿的“昴宿”，而是在南方七宿的“井宿”。这说明匈奴具有崇拜昴星的宗教文化传统，但是祭天选择在五月应该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这是根据草青变化确定的社会学的年度概念。
前文法国学者路易·巴赞先生研究，突厥有“吉祥的昴星团”的历法，并推测“阴月”为昴星团所在区域，这个月份相当于现在的六月，也相当于夏正建寅的五月。那么隋唐时期的突厥使用怎样的历法呢？他们的五月祭天时间与昴宿又有怎样的关联呢？《新唐书·天文一》记载：“须女、虚、危，玄枵也。初，须女五度，余二千三百七十四，秒四少。中，虚九度。终，危十二度。……营室、东壁，陬訾也。初，危十三度，余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营室十二度。终，奎一度。……奎、数，降娄也。初，奎二度，余千二百一十七，秒十七少。中，娄一度。终，胃三度。……胃、昴、毕，大梁也。初，胃四度，余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八太。中，昴六度。终，毕九度。……觜觿、参、伐，实沈也。初，毕十度，余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参七度。终，东井十一度。……东井、舆鬼，鹑首也。初，东井十二度，余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东井二十七度。终，柳六度。……柳、七星、张，鹑火也。初，柳七度，余四百六十四，秒七少。中，七星七度。终，张十四度。……翼、轸，鹑尾也。初，张十五度，余千七百九十五，秒二十二太。中，翼十二度。终，轸九度。……角、亢，寿星也。初，轸十度，余八十七，秒十四少。中，角八度。终，氐一度。氐、房、心，大火也。初，氐二度，余千四百一十九，秒五太。中，房二度。终，尾六度。……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余二千七百五十，秒二十一少，中，箕五度，终，南斗八度。……南斗、牵牛，星纪也。初，南斗九度，余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终，女四度。”[74]这里面的星区所在位置和月份，在汉代匈奴与唐代突厥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星区位移。但是如果把《新唐书》与《汉书》比较，可以发现汉代昴宿对应的月份，与唐代昴宿对应的月份没有巨大差别。前文法国学者路易·巴赞考察突厥的“阴月”相当于夏正建寅五月的观点，证明突厥应该还是观察草青时间确定月份，或者其编著出了不同于汉文化的天文历法。因为通过《汉书》与《新唐书》提供的二十八星宿的星区对比，便可以发现汉文化的天文历法，汉代与唐代的五月对应的星区，仅有2度至4度的微小差别。二十八星宿所在星区如表2-3所示：
表2-3 二十八星宿所在星区[75]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这期间已经采用夏正建寅历法，《史记》记载匈奴的五月祭天时间，与昴宿所在星区没有直接关系，或者他们拥有与汉文化完全不同的天文历法，这点通过前文考察可以得到证明。应该说匈奴崇拜昴宿与五月祭天时间，是天文学和社会学两套不同的纪年方法。因为把星宿看作天空坐标并确定月份，与观察物候变化确定时间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汉文化中就有天文学的回归之“年”和物候学的五谷丰收之“年”。因此《史记》记载匈奴的祭天时间在五月，史官是依据汉文化的建寅为岁首记载的，而匈奴自身采用什么样的天文历法体系并不清楚。但是根据漠北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夏正历法的“五月”与“夏至”同在一个月份上，而且夏至是一年内光照时间最长的日期。目前靠近北极圈的游牧民族依然存在夏至祭祀的民俗传统，因此匈奴五月的祭天时间，很可能与迎接一年期间日照时间最长的夏至存在某种关联性。
所以昴宿所在天区与匈奴在夏至五月祭天，分属于两个民俗文化方面的时间问题。但是与匈奴民族有血缘关系的鲜卑民族的“夏四月”祭天，又与毕昴星区存在怎样的关联性呢？下面围绕这个问题继续展开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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