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鲜卑拓跋统治者崇拜的天神在西方,因此才需要定期举行西向设祭,以及建国以后的西郊祭天,而且西方七宿中就有北方游牧民族崇拜的昴宿,那么这个星宿是否与西郊祭天存在某种关联?是否与汉文化的天地分野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呢?
因为中国古代信仰天地分野说思想,也就是地上的州郡邦国与二十八星宿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对应关系,上天出现的灾异或祥瑞直接影响到这个地区。“图2-1”的最右侧部位有毕昴星区,可以发现中间的一条曲线,即黄经线分割出昴宿和毕宿,毕宿以内地区被看作华夏,昴宿以外被看作游牧民族领地。《隋书·天文志中》记载:“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此其义也。黄道之所经也。”[43]也就是黄道从毕昴星区中间划分,这种天地对应的思想关系,演化出中国汉文化独有的天地分野说。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政权与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不断接触,甚至经常发生战争或外交往来,这就导致占星家需要提前预测匈奴部的情况,以此推演出未来的政治走向,所以天地分野说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天官书》记载:“昴曰髦头,胡星也。”[44]这是史书最早把昴宿与胡人联系起来的文献资料。关于“昴星”为“胡星”的观点,胡鸿先生在《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一书中认为,《史记·天官书》记载的内容,有可能是东方六国占星家的发明。[45]这里面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匈奴人本身是否拥有昴星信仰?其二,“昴为胡星”的观点是否出自战国时期的占星家?其三,战国占星家是否受到胡人崇拜昴宿的影响,由此才推演出“昴为胡星”的天地分野说?尽管这三个问题皆与昴宿相关,然而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下面主要探讨在汉文化的视域下,“昴宿”与“胡星”是怎样一步步联系起来的。特别是“昴为胡星”最早源自汉文化还是匈奴等游牧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学、民族学问题。(www.xing528.com)
《史记·天官书》记载:“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46]按照汉文化的天地分野说,黄道与赤道附近有很多星宿,古代星官把它们划分为二十八宿,合为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和北方七宿。在西方七宿的毕宿与昴宿之间,划分出一条星空界限。这是因为太阳沿黄道视运动,穿过西方七宿的毕昴天区时形成的分界线。天文官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思考出人间社会中华夏与夷狄的天地分野的边界问题。《史记·天官书》记载的内容,说明汉代确实存在这种思想。由于中国古代北方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有先有后,所以“昴宿”对应的“胡星”,也会随着时代发展出不同的政治集团。《汉书·天文志》记载:“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47]这里再次言及天街分为南北,毕宿与昴宿之间就是这个界限,北面为胡人的居住地,南面则属于华夏。这时候西汉匈奴正处在强势阶段,所以昴宿出现的灾异或祥瑞,也指向他们的统治地域。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入中原,隶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区,也开始由早期的昴宿扩大到毕昴星区。《晋书·艺术传附戴洋传》记载:“昴毕为边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48]既然黄道已经区分出天界,毕昴又在各自的星区,即使此时胡人势力越过边界进入华夏,但是昴宿不可能越过黄道,因此这里的天与地之间的政治关联性变得极为牵强了。西晋“八王之乱”以后,五胡十六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到晋代,“毕昴”开始与“胡夷”发生对应关系了。《宋书·天文志一》记载:“少帝正始元年(240年)四月戊午,月犯昴东头第一星。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斗四星。占曰:‘月犯昴,胡不安。’二年(241年)六月,鲜卑阿妙儿等寇西方,敦煌太守王延破之,斩二万余级。三年(242年),又斩鲜卑大师及千余级。”[49]因为这时期鲜卑人的军事力量已经逐渐强大,因此“昴宿”对应的“胡”开始指向鲜卑军事集团,而且这种占卜的对应关系确实在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晋书·天文志三》记载:“(成帝咸和六年,331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333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龙自立。……咸康元年(336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岁中旱。’四月,石季龙略骑至历阳,加司徒王道大司马,治兵列戍冲要。是时,石季龙又围襄阳。六月,旱。其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50]当石季龙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时,占卜昴宿的结果又指向后赵。北魏建国以后作为新兴的正统王朝,把“昴宿”发生的天象指向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按照《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语)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51]当北魏鲜卑部族建国以后,“昴宿”星区已经指向“蠕蠕、高车、旄头”等,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它反映出天地分野说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原政权的正统观和宇宙观的各个时代特点。
根据上述几条史料的记载,四月“月犯昴星”与“胡不安”联系在一起,并且占卜的结果是“鲜卑阿妙儿等寇西方”,即鲜卑部族成员被斩首两万余人。《晋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这说明按照天地分野说的观点,“四月”和“昴星”之间,与鲜卑部族存在某种星占思想关系。然而《史记·天官书》是最早记录“昴为胡星”的历史典籍,那么这是因为匈奴人先崇拜昴宿,其后才使得这种胡人信仰逐渐传入中原,还是战国时期的占星家先思考出天地分野说,其后再与信仰“昴宿”的“胡人”联系在一起呢?在此之前“昴”是以怎样的名字出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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