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的历史文献记录，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鲜卑人曾经举行过祭天仪式。《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24]这里面强调的“大会”还有婚配目的。而且这个“大会”主要是祭祀，这与前文论及的匈奴人的“会盟”祭天方式完全相同。由于东汉的正朔为夏正建寅，所以“季春”应该为三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曰：“以夏数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25]所以这时期曹魏行夏正正朔，因此“季春”必然在三月。虽然《后汉书》的祭祀地点在“饶乐水”，王沈《魏书》记载为“乐水”，但是它们应该指同一条河流。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先生考证为西喇穆楞河，[26]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为沙拉木伦河，[27]二者同为音译，该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并且《后汉书》与王沈《魏书》的行文方式基本相同，很可能有相同的史料源头。如果根据中国古代建立王朝的先后顺序，则是后汉在前曹魏在后。但是《后汉书》与王沈《魏书》的编写时间比较，范晔是南朝人，王沈为魏晋时期人，因此他记载鲜卑祭天的史料要早于《后汉书》。根据朱维铮先生的考证，王沈卒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这部《魏书》的成书时间，应该在254年11月至256年7月。[28]这要略早于始祖神元帝首次祭天的时间（258年）。由此可见始祖神元帝的夏四月祭天，与《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的三月祭天，在时间上未必有直接关系。而且根据鲜卑人的族群分布情况，生活在“饶乐水”附近的为东部鲜卑，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为北部鲜卑，[29]他们的祭天地点在盛乐（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两地直线距离大约相差500千米。[30]从祭祀时间、地点、部族分布等几方面分析，拓跋部的夏四月祭天时间，应该与东部鲜卑的三月祭天各有本部族的文化背景。所以尽管他们同属于鲜卑人，但是生活在不同地域会有不同的祭天礼俗。
因为鲜卑拓跋部在草原生活期间，长期与匈奴人杂居生活，而且他们之间拥有通婚传统。[31]因此必然在民俗文化方面受到匈奴人的影响，所以下面需要探讨匈奴五月的祭天时间。《史记·匈奴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32]这条文献涉及一个天文历法问题，即司马迁编撰《匈奴传》时，其中的五月究竟属于哪个正朔呢？依据《史记·匈奴传》的编年次序，在这段文字之后还记载：“是岁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33]因此《史记》记载的匈奴五月祭天时间，很可能是在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那么西汉初期又采用什么样的正朔呢？《史记·历书》记载：“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34]这说明西汉初年延续秦朝的典章制度。《汉书·律历志上》记载：“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35]《史记》与《汉书》都记载西汉初年延续秦正朔，它说明汉代初年尚没有讨论过修改正朔问题，只是承接秦代正朔而已。颜师古注曰：“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历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36]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历以前，完全沿袭秦正建亥正朔。此外，史书还记载突厥的祭天时间。《周书·异域传下》记载：“（突厥）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37]所谓“集他人水”，何星亮先生认为是在水边祭祀的意思。[38]本书认为这段话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遗漏了文字，因为“集他人水”这几个字很难完全理解，但根据前后文内容分析，大体上应该是指牧民们集聚在水草丰美之地放牧生活。《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39]由于隋唐时期的正朔为夏正建寅，并且匈奴与突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语言学角度看，他们都属于阿尔泰语系，[40]而且民族关系和文化关系极为相近，既然匈奴与突厥都在五月祭天，说明北方游牧民族相同时间拥有相同的礼仪制度。秦正建亥的“五月”正是周正建子的“四月”，《魏书·礼志一》记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41]北魏建国初期拟定祭天采用“周典”，是否包含周正建子的正朔呢？第一章“表1-1：夏正、商正、周正和秦正的改时改月表”的数据显示，如果是周正历法的“夏四月”，相当于夏正历法的“二月”，但北魏的西郊祭天时间一直是“夏四月”，即是夏正建寅的“四月”，所以应该与周正建子历法没有直接关系。(www.xing528.com)
因此，《后汉书》记载的早期鲜卑民族的三月祭祀时间，以及匈奴民族的五月祭天时间，与北魏夏四月的祭天时间之间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那么北魏施行的夏四月的祭天，又是怎样确立的礼仪制度？这与西方七宿的昴星是否存在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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