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郊天坛在北魏时期的政治作用

北魏建国以后举行西郊祭天活动，全体参与者必须面向西方进行祭拜。这说明鲜卑人崇拜的神灵在西方，以此推论始祖神元帝最早的“夏四月”祭天，也应该面向西方祭祀神灵，这种民俗文化传统一直得到延续。

汉文化的宫殿、寺庙等建筑物，空间方向主要是面南背北，南郊天坛便是按照这样的宇宙观的思维模式和建筑理念设计的，但平城的西郊天坛却是“面西背东”。关于这个西郊祭坛的方位问题，杨永俊先生认为：“或许就是拓跋鲜卑的西向祭天与祭亡灵传统的最早出处。”^[20]他是从鲜卑拓跋传统的祭天方位的设置上，或者是从《资治通鉴·齐纪三》“武帝永明八年”条“魏家故事……必迎神于西”^[21]的记载上进行的分析，应该说仅以方向观推论此事，比较符合鲜卑拓跋部的传统习俗。进而论之，这样的观点更符合盛乐的西郊祭天礼制，因为当时鲜卑拓跋部正处于从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的初期阶段，受到汉文化礼制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然而平城的西郊天坛已经是北魏迁都之后，在国家宗教思想宏观规划下，也可以说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拟定出与南郊天坛遥相呼应的礼制建筑物。如果盛乐的“西郊祭天”是鲜卑文化一家独大，那么平城的“西郊祭天”与“南郊祭天”，便会产生出宗教信仰和政治势力相互平衡的思想倾向。因为这两个“天”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也代表汉文化和鲜卑文化对于天的不同精神崇拜。当然这两种祭天礼制，也是为了笼络北方汉人和鲜卑民族。因此在中国古代的诸多王朝中，北魏政权的南郊祭天和西郊祭天的两种祭天礼制并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文化特征。同时还可以看出，多种民族宗教信仰在北魏政权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认可。这种兼容并包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载体，在北魏朝廷内起到平衡政治和巩固政权的双重作用。

如果鲜卑拓跋部没有定都建国，按照他们的传统习俗，祭天场所依然会“面西”，然而这就与“郊”不会有任何关联性了。关于“郊”字的含义，《尔雅注疏·释地》记载：“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22]鲜卑人原本的生活习惯是逐水草而迁徙，此前绝不会有“郊”的地理概念。所以这座祭坛设定在平城西郊，应该一方面拘泥于本民族崇尚西方的传统礼俗，另一方面还受到汉文化的南郊天坛的建筑理念的影响。但是需要清楚地看到，天兴元年四月在盛乐举行的“帝祠天于西郊”的“郊”，说明这时期北魏有模仿汉文化，大规模营造都城建筑的迹象，但是平城的地理环境要比盛乐更符合都城条件，从而导致道武帝最终放弃北都盛乐，选择天兴元年七月迁都平城。尽管史书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盛乐的西郊天坛的建筑形制的记载，但正如本书第一章考证，鲜卑人是“天圆地圆”的“穹庐式”的宇宙观，所以如果在盛乐建造临时的西郊天坛，它的外观样式很可能为圆形规制。盛乐没有汉文化的南郊天坛，不需要考虑两座天坛的外观轮廓，不会出现宗教伦理观和宇宙观的矛盾性问题，会按照鲜卑传统文化的“天”的外在轮廓建造天坛。然而当北魏迁都平城以后，便不得不采用折中的方式建造方坛祭天，这是为了避开汉文化的南郊祭坛的圆形特点，并显示出两个文化的“天”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这两个不同形制的天坛，凸显出北魏初期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色，以及在政治上不忘迎合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集团，并期待国家走向社会安定和民族融合。(www.xing528.com)

所以这两座天坛遥相呼应，有借助汉礼与胡礼的双重力量拱卫京师、强化皇权的政治目的。换言之，平城的西郊天坛是鲜卑人在汉化的进程中，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等而建造的，整体来看，它是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相遇时，发生的思想碰撞与文化渐变的体现。正是因为北魏政权包容多种文化，促进了北魏政权的迅速发展。如果再从时空观的角度继续探究，平城的西郊祭天是鲜卑拓跋部跨越空间由北向南逐步迁徙，经过漫长的时代酝酿最终形成的祭天礼制。它是时空观在鲜卑文化受到汉文化影响以后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形式与礼仪制度的再度组合，对于北方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样式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总之，根据《魏书》及其他史料，可以看出北魏的西郊天坛从发展到消亡，共计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其一，约期会盟祭天阶段。游牧时期的祭天场所还没有固定化，部族成员们是约期而至，因此内部组织结构较为松散，祭天目的主要表现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上。其二，部族成员逐渐凝聚的祭天阶段。虽然这时期的祭天场所还没有固定化，但是部族成员在共同抗击外敌时，已经能够团结在一起，祭天仪式成为部族的精神载体，政教合一是战胜强敌的重要手段。其三，祭天场所的初期固定阶段。西郊祭天的基本概念已经出现，这时期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并不深，所以鲜卑民族仍保留传统的祭天礼俗。其四，西郊祭天场所完全固定阶段。当道武帝迁都平城以后，西郊祭天的礼仪制度完全固定下来了，然而它的宗教信仰也不再是“唯我独尊”，南郊祭天开始与之分庭抗礼，并且随着汉化的逐步加深，有逐渐取而代之的趋势。其五，西郊祭天废止阶段。孝文帝汉化改革时，都城由平城搬迁到洛阳以后，汉文化的南郊祭天完全取代了鲜卑文化的西郊祭天，西郊祭天最终在汉化的浪潮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这两种礼仪制度和政治文化特点，严耀中先生认为：“北魏的二元型政治体制，似乎与其政治重心所在的地域有关。”^[23]这种观点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性，它与北魏祭天礼制变迁亦相吻合。比如前文探讨的盛乐、平城和洛阳三个都城，恰恰能够反映出鲜卑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传统文化之间联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错综复杂的民族融合关系。尤其是鲜卑传统文化与汉文化从初期接触到深入交流，这三个祭天地点都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