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鲜卑民族的祭天地点问题之前，首先考察匈奴民族的祭天地点。这是因为鲜卑民族与匈奴人的血缘关系、民俗文化关系都非常接近，代王什翼犍之女嫁给匈奴部亢埿为妻，明元帝的母亲刘皇后也来自匈奴部。[5]所以通过比较游牧时期的两个民族的祭天地点，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客观认识。《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6]其中的“小会”或“大会”之中的“会”字，便有“聚会”和“会盟”等含义。“会”不仅要选择相聚地点，还要选择时间或者季节。并且“小会”与“大会”分别表达祭天礼制的不同规模，以及部族成员对于此次祭天礼制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正月”的“小会”，以及“秋季”的“大会”，远不及“五月”的“大会茏城”的祭祀规模大。而且“五月”的祭祀对象，几乎囊括了所有匈奴崇拜的神灵，它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有民族凝聚的政治寓意。游牧民族习惯在水草丰美之地居住，每当季节变化时又会寻找新的草场，所以各个部落都不在一起放牧，只有到了聚会时间才能相聚。匈奴人每年都以定期会盟的方式祭天，这样的文化特点显示出他们的祭天场所并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更没有建造汉文化样式的固定天坛。
有关东汉时期的鲜卑人的祭天场所，《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鲜卑者……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7]这说明早期的鲜卑人并没有建造固定的天坛，“以季春月大会”便说明在这个月份部落才能相聚，也是通过约期会盟的方式祭天。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国时，依然采用传统的约期会盟的方式祭天。《魏书·太祖纪》记载：“登国元年（386年）正月……郊天，大会牛川。”[8]由于这时期鲜卑族依然处于游牧文化阶段，因此采用“大会牛川”的祭天礼制，说明这次聚会依然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两次祭天时间上都有“会”字，能够看出只要是游牧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约期会盟便成为游牧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祭天方式。会盟之处便成为祭天的临时地点，即使搭建一些天坛之类的建筑物，也具有临时性、简易性的基本特征。但是降至登国六年（391年）夏四月，鲜卑拓跋部举行祭天时，《魏书·太祖纪》记载：“夏四月，祠天。”[9]这时的记载已经没有“大会”之类的会盟词语了，这说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已经由“会”向固定地点迈进了一步。因为这时期的整个鲜卑拓跋部，已经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击败其他政敌建立稳定政权，成为当前政治上的首要任务。所以分散各处的部族们，初期还需要约期会盟共同祭天。随着部落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以及为了战胜其他部落敌人，需要长时间居住在一起，祭天也就不需要强调“大会”了。当鲜卑拓跋部由北向南迁徙，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全面好转，并从游牧生活逐渐走向定居生活时，便开始出现西郊祭天的稳定地点了。这说明鲜卑拓跋部在拥有固定天坛之前，他们的族群由分散转向集中。学界普遍认为，北魏的西郊祭天肇始于迁都平城之后，但实际上西郊祭天的礼制形成的最初起点，在迁都平城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398年）……夏四月……，帝祠天于西郊，麾帜有加焉。”[10]这里面首次谈到西郊祭天的礼制。《北史·魏本纪一》基本上抄录了《魏书》的原文，即“天兴元年……夏四月壬戌，……祭天于西郊，旗帜有加焉”[11]。这说明北齐魏收和唐代李延寿对于此次祭祀，是否能够称为西郊祭天并没有提出异议。按照《魏书》的编年次序，道武帝在天兴元年（398年）的“秋七月”才正式迁都，《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12]这里面对于“秋七月”迁都平城之事记载的时间和地点非常清楚，由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出，《魏书·太祖纪》记载的“天兴元年”的西郊祭天的都城所在地并非指平城。但是把这次称为西郊祭天非常符合历史事实。那么这次祭天的地点究竟在何处呢？《魏书·太祖纪》记载：“（登国元年，386年）二月，幸定襄之盛乐。……秋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13]登国元年“车驾还盛乐”的“还”字，既是强调这时期的都城在盛乐，也说明道武帝重建代国初期，是以盛乐为统治中心的。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过，鲜卑拓跋猗卢曾经把盛乐作为北都，把平城作为南都。道武帝迁都平城以前，实际上盛乐一直被看作都城。如《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署），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三月）卫王仪还京师。”[14]这里面出现的“京师”即是都城的意思，但是“天兴元年正月”还没有迁都平城，依然以盛乐为统治中心。根据代国的复兴之路和发展轨迹，上面这条文献记载的时间是在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和三月，而直到该年七月，道武帝才迁都平城，所以这个“京师”当指北都盛乐无疑。既然《魏书》已经记载在北都就举行过西郊祭天，如果要确定这个历史事件的起始时间，应该至少提前到“天兴元年四月”才比较客观，如果确定西郊祭天的最早起始地点，更不能仅强调平城的西郊祭天，而忽略了盛乐的西郊祭天。实际上盛乐的西郊祭天才是这个礼制的起点，它能够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对于北魏政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起到从约期会盟到固定祭天地点的桥梁作用。所以如果学界仅强调平城的西郊祭天，而忽略盛乐的西郊祭天并不妥当。而且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以后，才彻底废止夏四月的西郊祭天礼制。[15]所以北魏一朝能够称为西郊祭天的礼仪制度，应该分为以下两个地点和历史阶段：
代——盛乐（北都）——西郊祭天
魏——平城（南都）——西郊祭天(www.xing528.com)
尽管这时期的“代”与“魏”的最高统治者都是道武帝拓跋珪，然而按照地理位置的分布流转，盛乐与平城作为都城是南北交替，按照时间的前后顺序，代国是北魏的前身，但是《魏书》和很多考古发掘材料，经常把“代”与“魏”相提并论。比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入“惟大代大魏正始四年岁次丁亥三月庚申朔廿六日乙酉日武昌王墓志铭”。[16]“正始”是世宗宣武皇帝的年号，在504—507年之间，距离北魏建国已经有100余年，这时期“大代”和“大魏”还并列使用，足以说明它们在国名方面的密切关系。但是尽管盛乐时期的西郊祭天与平城时期的西郊祭天在时空观方面有很多密切联系，然而这两个天坛不仅地理位置有很大差别，在保留本民族的传统礼俗和吸收汉文化方面，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
虽然代国复兴初期一直以盛乐为统治中心，但是由于北方长期陷于战乱，道武帝没有战胜强敌后燕以前，即使有都城也不会每年都如期举行西郊祭天。《魏书》没有相关记载，战争时期的紧迫感也不允许道武帝有过多这方面的想法。当北方军事形势好转，政治趋向安定以后，道武帝拓跋珪便开始着手建国称帝了。《魏书·太祖纪》记载：“（皇始元年，396年）秋七月，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于是改元。”[17]这说明道武帝从皇始元年（396年）六月至天兴元年（398年）七月迁都平城以前，已经有大约两年时间称呼天子了。然而在皇始二年（397年）十月基本消灭后燕政权，才在天兴元年夏四月举行盛乐的西郊祭天。所以这时期的祭天是由“夏四月祭天”刚刚发展过来的传统礼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鲜卑文化特色依然非常浓厚。同时随着鲜卑拓跋部开始逐渐走向定居生活，他们的祭天场所也走向固定化。因此这时期《魏书》没有再度强调以会盟的形式祭天。
既然道武帝已经在盛乐自称天子，也举行过本民族传统的祭天活动，那么迁都平城以后，西郊祭天将会发生怎样的历史转变呢？由于道武帝重建代国初期改称“魏王”时，依然使用原来的代国称号。因此降至天兴元年六月又重新拟定国号。《魏书·太祖纪》记载：“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18]在围绕国家名字的问题上，很多大臣主张称为“代”，这是延续西晋政权的册封。比如《魏书·序纪》记载：“八年（315年），晋愍帝进帝（拓跋猗卢）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19]如果继承这个代王爵位，就意味着把西晋政权视为正统王朝，但道武帝主张国号称为“魏”，这有承接曹魏政权为正统的含义。正是因为面临“正统”和迁都等诸多事宜，特别是从战略地位和地理环境思考，平城有利于政权对北方的统治。因此已经固定在盛乐的祭天场所，不得不搬迁到平城。当然盛乐的祭天场所未必马上废弃，但代表鲜卑拓跋部的最高祭天礼制，以及统治中心已经迁移走了。并且在盛乐举行的西郊祭天，是在刚刚战胜后燕的情况下举行的，国家的整体礼制规划尚不完备，更没有营造汉文化的宗庙和社稷等祭坛，它的祭天礼制还是以鲜卑传统文化为主体。只有迁都平城以后，才开始营造宗庙和社稷等汉文化的礼制建筑设施。从而可以推知盛乐的西郊祭天与平城的西郊祭天相比，在宗教信仰和文化氛围方面存在明显差别。盛乐的西郊祭天的游牧文化氛围，要比平城的西郊祭天更为浓厚，这也预示着迁都以后的汉化程度会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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