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寿先生认为，乌桓人有农、牧、猎三种经济活动，并以农业经济为主。[144]林幹先生认为此时乌桓尚处在游牧文化时期，与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生产相比还有很大距离。[145]本书赞同林幹先生的观点，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种类等对于农业生产都有极大限制。根据上述自然条件制约，无法断定这时期的乌桓鲜卑已经拥有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除了种植一些耐寒耐旱的农作物以外，实际上依然以畜牧业为主。
另一方面，乌桓鲜卑开始出现在历史上的时间，在曹魏建国的220年前后，始祖神元皇帝首次祭天在258年，拓跋珪重建代国在386年。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物候学研究成果，按照图1-2所示，这时期的气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当中的第二次寒冷期，尽管曹丕称帝时间至代国重建相隔166年，但是这期间的气候变化非常小，一直处在相对寒冷阶段。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乌桓人生活的区域与黄河流域之间，并不会因气候波动给自身的农业生产，以及粮食种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更不会与中原地区在相同时间内，种植同样的农作物。因此乌桓人的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的极大限制。
图1-2 10000年来挪威雪线高度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变化图[146]
所谓乌桓人有四节之事，或许是汉人史官对他们认知季节的一般性概括，或许四节作为一个周期性的时间词语，仅代表这时期的乌桓人懂得年度概念，或者对于季节变迁已经拥有清楚的经验认识。但绝不能冒然断定这时期的乌桓人，已经科学地掌握了汉文化定义下的四季变化。因为以“鸟兽孕乳”确定四节，本身就是社会学视角下人们积累的经验观察，并不是天文学定义下的二至二分。漠北地区冬夏漫长春秋短暂，这样的四季变化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别。此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城（呼和浩特市）发现过石制日晷（见图1-3），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学者认为制作年代在汉以前，虽然这个日晷未必是匈奴人所做，但或许对他们的文化产生过影响。[147](www.xing528.com)
图1-3 内蒙古托克托出土日晷[148]
漠北草原的纬度高，气候极为寒冷，没有如同黄河流域的四季变化，即使借用圭表可以测定出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时间，他们依然无法改变漠北草原独有的季节特点。那么这时期的游牧文化中，每年应该拥有几个季节呢？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匈奴是春秋二祭。[149]《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150]这里面记录了“单于庭”“茏城”和“蹛林”三个词语。“单于庭”是地名。关于“茏城”，北魏时期的崔浩认为：“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茏城。”[151]可见“茏城”是因祭祀“龙神”而得名。《汉书·韩安国传》记载：“将军卫青等击匈奴，破茏城。”[152]可以看出“茏城”也是一个地名。关于“蹛林”，唐代学者颜师古认为是祭祀仪式，然而《史记索引》注引晋灼语曰：“李陵与苏武书云：‘相竞趋蹛林。’”[153]虽然不排除“蹛林”与祭祀有关，但如果把“蹛林”看作地名也并不勉强。所以西汉时期的匈奴每年分别在三个地点祭天。现代学者根据《史记》记载，也确定匈奴每年有三次祭天。[154]实际上匈奴的这种祭天礼制，在部落内一直得到延续。《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155]这三次祭祀时间与《汉书》记载的基本相同，只不过没有描述祭天地点，所以很可能东汉时期的匈奴，也会把年度划分为三个季节。而且其中的秋季祭天时间，《后汉书》的“九月”要比《史记》的“秋”记载得更为详细。关于鲜卑人的年度祭天次数，即“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156]。鲜卑传统的祭天时间在孟夏四月，建国以后地点在平城西郊，所以既然“季夏”祭祀在阴山，应该与汉文化的传统的“祭天”礼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道武帝建国初期，还在正月举行过祭天典礼。[157]这说明在鲜卑人的传统祭祀中，有正月、四月和孟秋三次。或许他们也有年度三个季节的时间观念。[158]当然这应该是通过观察大自然季节变化，获得的民俗文化的朴素时间意识。通过观察物候确定季节更符合游牧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北魏政权建立以后，鲜卑人生活的地理位置已经由北向南迁徙，畜牧业的经济形式渐行渐远，而依赖农业生产又如此迫切，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以及受到汉文化的多方面影响，甚至主食已经从传统的奶制品逐渐向五谷转变，这就必然导致鲜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给他们传统意义上的年度概念，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促使鲜卑文化的时间意识向汉文化的时间意识过渡，最终走向民族融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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