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以后开始走向定居生活，主食从奶制品逐渐改为五谷，这就必然导致他们的年度概念发生转变。北魏尚书崔宏曾经上奏道武帝，建议“敬授民时，行夏之正”[133]。这说明北魏建国初期施行的历法为夏正建寅。由于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几乎都采用夏正建寅历法，这说明北魏建国以后在拟定历法方面，主要参照了汉文化的历法。另一方面，鲜卑人的夏四月祭天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该礼制才被废止。如果鲜卑拓跋统治者把夏四月祭天时间作为岁首，那么在北魏政权内就呈现出夏正建寅历法与“夏四月”岁首历法两种历法并行的文化样式，这与我国目前同时使用新历和旧历极为相似。为了便于理解，下录夏正、商正、周正和秦正时的改时改月表（见表1-1）。
表1-1 夏正、商正、周正和秦正的改时改月表[134]
此外，还有一条关于时间问题的史料需要关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以备四夷之变云”条裴松之引王沈《魏书》载：“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135]这里面的“四节”是否为汉文化的四季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确实有把四季称为四节的文献描述。比如《艺文类聚·杂文部三》“连珠”条载：“魏文帝连珠曰……盖闻四节异气以成岁，君子殊道以成名。”[136]这里面的四节便有四季的含义。但是汉魏时期的乌桓鲜卑，是否已经能够科学地分辨四季尚值得怀疑。由于确定四季主要在于划分冬至和夏至与春分和秋分，如果依靠观察节气物候会经常出现因温度波动而划分时间不准确的问题，根据天文学计算划分四季则更为准确。比如冬至和夏至是黄道的最低点和最高点，春分和秋分是黄道与赤道的两个交汇点。用圭表测定日影的长短也可以分辨四季，但是这些都属于天文学的知识范畴。北魏政权建立以后，通过他们的祭祖礼制能够确定其有“二至二分”的祭祀时间，[137]但这受到汉文化的历法影响。因此如果仅通过识别鸟兽孕乳期，以及布谷鸟的鸣叫声判断时令，则很难准确掌握四季变化。而且按照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分布特点，北纬度数较高的漠北草原与黄河流域的物候应该有很大差别。比如前文“布谷鸟为候”在汉文献的史料中，很早就有明确记录。《吕氏春秋·仲春纪》记载：“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138]关于其中“鸠”字的含义，高诱在“鹰化为鸠”条下注曰：“鸠盖布谷鸟。”[139]北魏建国以后也受到汉文化的物候学理论影响。《魏书·律历志上》记载：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大寒 雁北向 鹊始巢 雉始雊
雨水 鱼上冰 獭祭鱼 鸿雁来
惊蛰 始雨水 桃始华 仓庚鸣
春分 鹰化鸠 玄鸟至 雷始发声
清明 电始见 蛰虫咸动 蛰虫启户
立夏 萍始生 戴胜降于桑 蝼蝈鸣
小满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种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www.xing528.com)
夏至 鵙始鸣 反舌无声 鹿角解
小暑 蝉始鸣 半夏生 木槿荣
白露 天地始肃 暴风至 鸿雁来
秋分 玄鸟归 群鸟养羞 雷始收声
寒露 蛰虫附户 杀气浸盛 阳气始衰
霜降 水始涸 鸿雁来宾 雀入大水化为蛤
立冬 菊有黄华 豺祭兽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冻 雉入大水化为蜃 虹藏不见
大雪 冰益壮 地始坼 鹖旦不鸣[140]
其中的“惊蛰，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与《吕氏春秋·仲春纪》记载的物候具有基本相同的特点。这说明从战国末年至北魏时期，尽管有些年度气候会有微小波动，但是从物候学视点考察，基本没有较大的气温变化。因为汉人生活的中原地区比乌桓人生活的漠北草原纬度低，尽管他们都把布谷鸟看作重要物候，但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耕作时间，要比乌桓地区至少早一候至三候。布谷鸟鸣叫声可以作为当地的物候坐标，然而每个地区的农作物耕作和收获时间，受到气候特点、降雨量和土壤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因此中原汉人与鲜卑人，并不能在相同时间栽种或收获相同种类的农作物。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曾经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41]这说明只要不违背农业耕作时间，一定会有粮食收获。也说明农作物种类都有季节性特点，假如错过耕种季节和收获时间，就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记载的乌桓人和鲜卑人通过观察“鸟兽孕乳”确定“四节”，也只能掌握物候变化的一般规律，对于二十四节气和四季变迁的时间尚难准确把握。比如，涂长望先生按气候把中国划分为八大类型，鲜卑人生活的阴山山脉一带为“蒙古类”。[142]内蒙古就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季风气候，具有降水量少且不均匀，冬天漫长而寒冷的特点，多数地区冬季长达5个月，其中1月的气温最冷，夏季温热而短暂，有些年份9月下旬已经入冬。[143]因此鉴于鲜卑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的纬度高、季节温差大等气候特点，四季概念并不适合漠北草原，它是中原地区定义下的季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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