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鲜卑民族在漠北草原生活期间，曾经长期受到过匈奴文化的影响。因此下面先比较他们的农业生产情况。《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108]可以看到，他们除了拥有畜牧业，也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甚至还划分了各自的田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匈奴居住地曾经发生过一次自然灾害，农作物遭受的破坏程度极为严重。《汉书·匈奴传上》记载：“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109]由于这年匈奴连降数月大雪，导致农作物无法成熟。那么“谷稼不熟”的“谷”字，是指汉文化的五谷，还是指一般的农作物呢？颜师古注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稷，匈奴中亦种黍穄。”[110]也就是匈奴人主要种植耐寒的“黍穄”，因此“谷稼不熟”的“谷”，是史官对于匈奴耕种的农作物种类的一般称谓，并非指中原汉人食用的五谷。《孟子·告子下》记载：“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111]关于“貉”究竟指哪个民族，曾庸先生经过细致考证，认为战国时期的“貉”是指西汉时期的东胡。[112]那么东胡种植的“黍”，究竟是怎样的农作物呢？而且既然中原汉人种植的五谷包含“黍”，那么“五谷不生，惟黍生之。”这句话是否前后矛盾呢？杨伯峻先生认为此处的“黍”，应该指黍之不黏者，北方有些地区称为糜子。[113]因此用“黍”的有无黏性，可以区分它们的种类。黄河中下游流域汉人种植的五谷，主要有黍、稷、麻、麦、菽五种，其中确实包括“黍”，但是五谷中的“黍”被称为“黄米”，有黏性适合于酿酒。《中国植物志》记载：“本种为人类最早的栽培谷物之一，谷粒富含淀粉，供食用或酿酒，秆叶可为牲畜饲料。由于长期栽培选育，品种繁多，大体分为黏或不黏两类，《本草纲目》称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民间又将黏的称黍，不黏的称糜（糜子）。”[114]这里面言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草部·稷》记载：“稷与黍，一类二种也。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稷可作饭，黍可酿酒。犹稻之有粳与糯也。陈藏器独指黑黍为稷，亦偏矣。稷黍之苗似粟而低小有毛，结子成枝而殊散，其粒如粟而光滑。三月下种，五、六月可收，亦有七、八月收者。其色有赤、白、黄、黑数种，黑者禾稍高，今俗通呼为黍子，不复呼稷矣。北边地寒，种之有补。河西出者，颗粒尤硬。稷熟最早，作饭疏爽香美，为五谷之长而属土，故祠谷神者以稷配社。”[115]这说明“稷”与“黍”的种类并不相同，而且“北边地寒”的“种之有补”，以及“三月下种，五、六月可收，亦有七、八月收者”说明黍的生长期较短，能够在“北边地寒”生长，这是因为漠北地区无霜期短，如果生长周期过长，便不适合农作物耕作，因此“黍”的种植受到地理环境和时令节气限制。《齐民要术·黍穄》记载：“凡黍穄田，新开荒为上，大豆底为次，谷底为下。地必欲熟。再转乃佳，若春、夏耕者，下种后再劳为良。一亩用子四升。三月上旬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116]这说明种植黍类农作物，需要按照相应的时令节气，北魏贾思勰记载当时耕作时间，确实有三月（现在历法应为4月）这个时间。所以尽管“黍”的种类繁多，但不论是中原五谷的“黍”，还是东胡人种植的“黍”，只要根据它们有无黏性特征，便可以区分这些农作物的种类差别。所以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农作物，仅仅是一些高原耐寒的谷物，这与中原汉人种植的五谷有很大差别。
关于东胡后裔的乌桓鲜卑的粮食生产和农作物种类，《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117]这条文献言及穄和东墙两种农作物。那么它们拥有怎样的关系呢？根据这篇文章的解释，即东墙的果实很像穄的种子。然而穄俗称糜子，没有黏性属于黍类农作物。比如《说文》载：“穄，糜也。段玉裁注：穄似黍而不黏。”[118]关于“穄”的含义，根据唐长孺先生的研究，它应该是小米一类的谷物。[119]这说明从外观特征上，穄是近似于小米之类的农作物。根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黍穄》记载：“凡黍穄田，新开荒为上。……夏种黍穄，与稙谷同时。”[120]这里面的“黍穄”二字相连，前文颜师古注《匈奴传》时，引用的“黍穄”与《齐民要术》，都是“黍”与“穄”二字相连，或许他们都认为“穄”从属于“黍”类。《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太元二十年”条载：“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121]实际上秦汉以后很多政权，都在内蒙古河套一带驻兵屯戍兴修水利移民垦殖。[122]这有助于后燕政权耕作穄田，从而才能有“百余万斛”的收获。根据上述几条史料的共同特点，可以断定穄主要栽种在北方耐寒耐旱地区，并有一定的农业规模。而且可以客观证明，乌桓鲜卑在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农业影响以前，应该有本民族的农作物种类。但是这些农作物必然受到地理环境限制。
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有关汉文化的五谷种类。比如《论语》记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123]《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麻、黍、稷、麦、豆。”[124]郑玄把五谷理解为麻、黍、稷、麦、豆五个种类。《汉书·食货志上》“种谷必杂五种”条颜师古注：“黍、稷、麻、麦、豆。”[125]颜师古把五谷确定为黍、稷、麻、麦、豆五个种类。除了排列顺序不同之外，这五种农作物的种类完全相同。这说明东汉郑玄（127—200年）与唐代颜师古（581—645年）之间，尽管相差400余年，但是在围绕五谷种类方面呈现一致的观点。《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成五谷之名”条卢辨注：“五谷者，黍、稷、麻、麦、菽也。”[126]由于豆的总称为菽，所以上述解释与《论语》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条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127]东汉末年赵岐（？—201年）这里增加了稻而减少了麻。《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令益予众庶稻。”[128]这说明夏代种植过水稻。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尽管“稻”原产于长江流域，但至少在四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就已经种植过。陕西省岐山县孙家河遗址曾经发现过稻谷痕迹。[129]可以看出稻是中原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所以五谷中有稻或麻只是定义不同而已。此外，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铜方斗刻下的五谷图，说明汉代的五谷应该为黍、稷、麦、豆、麻五种。[130]这里面有麻而无稻，但是上面言及的五谷并不是狭义上的粮食词语，而是广义上的农作物种类。乌桓鲜卑的穄与中原汉人的黄米，虽然都属于草本黍类，但是它们之间应该有很大区别。如青藏高原的藏民们的主食青稞与中原北方汉人的小麦，尽管它们同为禾本科植物，但仍然属于不同种类的农作物。(www.xing528.com)
林幹先生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认为乌桓人生活过的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的很多农具，上面清晰地铸有一些汉字，这说明乌桓人的农业耕作技术受到过汉文化的影响。[131]笔者赞同林幹先生的观点，但是还有几点内容需要补充。其一，这时期乌桓有铸铜和冶铁技术，[132]但有些农具铸有汉字，说明乌桓与汉人有文化交流，甚至汉地的先进农业技术，已经部分程度地传到漠北；其二，如果输入农具和农业技术，必然会带去中原农作物的种子；其三，乌桓鲜卑或许试种过这类农作物，但是由于它们不耐寒且生长周期长，因此很难栽种成功；其四，中原农业技术传入乌桓以后，应该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许耕地规模会略有增加。虽然乌桓已经拥有中原的农具、技术和种子，但鉴于漠北草原低气温和高纬度，以及自然条件恶劣等因素，乌桓鲜卑只能继续栽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的传统农作物，而无法种植中原的五谷。
他们在草原生活期间，既然无法种植汉文化定义下的五谷，也就不会把它的丰收时间作为纪年方法。因此，鲜卑人在漠北草原生活期间，即使拥有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但农作物的种类主要为穄和东墙等，经济形式主要是畜牧业，这就导致他们依然会根据草青时间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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