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鲜卑人的饮食习俗的汉化问题。中原汉人往往把粮食比作天，《汉书·郦食其传》记载：“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90]所谓“民以食为天”，是因为汉人以五谷为主食，所以非常重视农业生产。鲜卑人原本是畜牧业经济，主食为奶制品，因此草就是他们心中的“天”。但是北魏政权建立以后，鲜卑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开始逐渐发生重大转变，也就是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也可以说是以奶制品为主食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以五谷为主食的生活方式。道武帝在建国初期就提出过“屯田”“计口授田”“劝课农耕”，并效仿中原政权的天子“躬耕籍田”。《魏书·食货志》记载：“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91]可见道武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并为此制定出很多政策。“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的“屯田”，就是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因为畜牧业经济生产不需要屯田，只有定居生活的农业生产方式才需要屯田。而且“计口授田”正是按照人口数量授予田地，牧民们不需要固定在某块田地上从事生产劳作。“劝课农耕”更是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才能在秋天取得收获。为了给农业生产起表率作用，道武帝还亲自“躬耕籍田”，这是最高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由此才出现“比岁大熟”的农业丰收的美好景象。实际上北魏初期的诸多农业政策，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也是鲜卑拓跋政权重视农业生产的真切体现。
所以鲜卑人心中的“天”，已经从游牧经济赖以生存的草，渐渐转向农业经济的五谷。生产形式从畜牧业转变成农业，工作环境也从牧场转变为农田。尽管这些变化是一种渐进过程，也需要统治阶级为了长治久安施行相应的农业政策，但是“以食为天”的“天”已经在鲜卑人的心目中发生巨大变化。即使他们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游牧生活，甚至还会长时间食用奶制品，但是既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型，这个“天”的变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魏书·太宗纪》记载：“（神瑞二年）九月……河南流民，前后三千余家内属。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92]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因为河南粮食歉收，甚至打算迁都邺城躲避灾荒，说明这时期北魏已经开始依赖农作物。由此朝廷官员们围绕是否迁都展开政治论辩，最后崔浩提出很多客观可行的政策，从而化解了这次的粮食危机。《魏书·崔浩传》记载：“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93]《崔浩传》言及“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它说明北魏初期奶制品还作为主食之一，然而这是在应对粮食歉收的前提下，也是中原汉人与牧民们在主食方面的互补。如果没有发生粮食危机，奶制品远不及农作物重要。这也能够间接证明鲜卑民族的汉化程度逐步加深。而且当畜牧业经济生产转变成农业经济生产以后，有些鲜卑人成为新兴地主或步入贵族阶层，还有很多牧民转变成农民。[94]因为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乃至经济形式的巨大转变，鲜卑人已经无法固守传统文化习俗，开始逐渐接受汉文化的饮食习惯，所以他们的天道观在这方面已经发生转变。
关于鲜卑人的居住环境的汉化问题。鲜卑人没有入主中原以前居住在穹庐里，他们认识的天便是“穹”的基本轮廓。当北魏政权建立以后，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和居住环境，需要放弃每年定期迁徙的生活，改为居住在房屋里。实际上鲜卑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定居生活的思想意识。《魏书·序纪》记载，始祖神元帝于公元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穆皇帝于公元 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乃更南百里于漯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烈皇帝于公元337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代王什翼鞬于公元340年“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并于公元341年“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95]虽然此时鲜卑人的都城无法与中原政权的首都的规模相比，但是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期间鲜卑人是在迁徙与定居之间徘徊的。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以后，根据《魏书·莫含传附莫题传》记载：“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96]他按照汉人政权的都城模式建造平城，并带领整个部族一步步地走向定居生活。《南齐书·魏虏传》记载：“（义熙中）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97]根据历史纪年推算，这条文献出自太宗明元帝统治期间，这时候北魏宫廷内不仅拥有很多房屋，甚至衍生出不同的使用功能。另一方面，《南齐书·魏虏传》亦载：“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伞，一云‘百子帐’也。”[98]所谓“百子帐”，《南史·夷貊传下》“河南”条载：“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99]其他史料也有对“百子帐”的解释。宋代程大昌《演繁露·百子帐》记载：“唐人昏礼多用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100]可见进入中原的鲜卑人的房屋演化史是：流动穹庐→固定穹庐→固定房屋。而且即使到了孝文帝改革以后，穹庐走向房屋的汉化过程尚没有完全结束，降至隋唐时期仍然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百子帐”的出现，正是穹庐向房屋过渡的重要标志，“百子帐”只不过是游牧文化停留在中原大地的最后一抹余晖。这种居住环境的重大转变，导致他们在对“天”的概念的认知上，必然发生新的思维转变。(www.xing528.com)
关于鲜卑人的天地轮廓的汉化问题。虽然不论是鲜卑人还是中原汉人，他们面对的天空几乎完全相同。但是由于牧民们和农民们的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别，所以他们对于天地的外在轮廓的认识未必一致。特别是传统的汉文化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游牧文化是天圆地圆的宇宙观。汉化以前的鲜卑人每年都要定期迁徙，他们的视野远比定居的中原汉人辽阔。换言之，中原汉人生活的地域狭窄，限制了他们对于天的外在轮廓的认识。“天地轮廓”的概念转换，不是汉化以后的鲜卑人的哲学思想方面的自我觉醒，而是生活环境改变以后，促使他们在“天地轮廓”的认识论上，呈现一种渐变的思想趋势。特别是在强大的汉文化的影响下，鲜卑文化的天圆地圆转向汉文化的天圆地方，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鲜卑人的“圆（穹庐）”转向汉人的“方（房屋）”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逐步改变，这意味着其再也无法固守传统的草原文化，他们将按照中原汉人的思维模式，建立一套全新的宇宙观系统。因此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前，鲜卑人传统的天地观念，就已经开始向汉文化过渡了。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这种宇宙观的认识论已经与定居生活的鲜卑人紧密相连，与中原汉人的“天地轮廓”的思维观念逐渐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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