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文献的记载中，秦汉以前已经开始使用四分历，汉武帝时期又制定了太初历法，并测定出月球围绕地球运行一个周期的时间大约是
日，一个回归年大约为
日，还拟定出19年7闰法。[80]其后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由尚书郎杨伟制定的景初历法，计算出每月大约为
日，每年大约为
日，并保留了太初历的19年7闰法。[81]正是因为天文官能够观测到月球的朔弦望晦，从而才会掌握月球的周期性运行规律。那么鲜卑人没有建立北魏政权以前在草原生活期间，观测月球的技术方面又能够达到怎样的水平呢？月球的周期变化规律，会给他们的文化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还需要比较西汉时期的匈奴人的观月方法。《史记·匈奴传》记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82]其中的“拜日”和“拜月”的“拜”字，既是一种礼仪习俗，也说明匈奴人很早就有崇拜日月的宗教信仰，当太阳东升时便开始礼拜，而傍晚拜月或许是因为从视觉上有利于观测。东汉时期的乌桓人和鲜卑人，也有祭祀日月的传统习俗。《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83]这是把“天地日月星辰山川”看作祭祀对象，说明在客观规律上获得了经验认识。北魏政权建立以后，依然按照传统礼俗祭祀日月。《魏书·礼志一》记载：“置天日月之神，及诸小神二十八所于宫内，岁二祭，各用羊一。”[84]在汉代的游牧文化中，除了把月球作为宗教崇拜对象以外，甚至能否发动战争还要在观察月貌变化之后，才可以最终确定时间。《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85]可见匈奴人将要发动战争时，往往要观测月球变化，如果月貌已经圆满则会发动进攻，如果月亏则会息兵等待。实际上这样的文献记录绝非孤证，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均十分重视月相变化。比如隋唐兴起的突厥人，也抱有相同目的观测月球变化。《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候月将满，辄为寇抄。”[86]这些史料恰恰反映出匈奴和突厥都在满月之夜举兵。其中的“候”字即是等候的意思，能够等到“月圆”是他们长期观测并积累的客观经验，也反映草原文化的时间与空间的内在联系。因为月球的盈亏是一个周期性过程，如果以每天太阳东升西落的时间为基准进行累加计算，便可以大体推测出满月时间。所以尽管匈奴与突厥并非同一个民族，他们之间的历史大约相隔800多年，但是在观察月球的方法上和目的上却基本相同。倘若匈奴与突厥的观月习俗存在传承关系，那么绝不能排除继匈奴之后，在草原崛起的鲜卑民族，起到关键的文化传承和历史桥梁作用。特别是在祭祀日月方面，便可以确定鲜卑人对于月球变化有清楚认识，至于月圆和月缺之间，完全可以用肉眼观测。所以鲜卑民族也应该有“候月将满，辄为寇抄”之类的民俗传统。
远在中国东海的琉求（球）王国也保留相同的观月方式。《隋书·琉求国传》记载：“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87]观测月球变化能够判定季节（月份），观察草的青黄荣枯可以获知一年的周期（年度），这种方法与同时期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完全相同。其后的蒙古人对于月球周期性变化规律也有深刻认识。宋代孟珙《蒙鞑备录》记载：“亦尝问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每见月圆为一月，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88]这说明蒙古人通过月圆月缺的周期规律判断月份，还根据草青时间的延迟情况，推测该年是否有闰月。这说明他们懂得平年和闰年的历法差别，并且蒙古人已经把年与月之间的时间关系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www.xing528.com)
因此可以推论出鲜卑人应该掌握社会学的“年”的客观规律性，甚至还懂得一定程度的天文学的年度概念，并基本理解一个月的周期规律。此外，如果按照蒙古人以“每见月圆为一月”的记录方式，说明他们是按照月貌圆缺看待月份变化的。所以很可能匈奴等游牧民们，根据月圆之日开始确定月初时间，汉文化主要根据历法标准，每个月从初一开始计算月份变化，二者在区分月份的起点上大约相差半个月。那么与匈奴人血缘关系和文化关系都非常密切的鲜卑人，或许在建国以前就有这样的记月方式吧！虽然他们与汉人在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但鲜卑文化的“月”和“草（年）”与汉文化的“月”和“谷（年）”之间的关系，都是先民们通过生产生活经验获得的客观认识，也是人类在生活中发现的时间规律。根据草青时间确定年度变化规律，根据月相圆缺确定月份时间，根据太阳的东升西落确定日期变化，这样的“年月日”的时间尺度，应该根植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文化中，鲜卑拓跋部在草原生活期间，应该受到相关民俗文化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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