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目前没有发现鲜卑人记录的“年”的时间问题，所以需要比较其他文化的“年”的概念。首先是中原文化的“年”字的历史特点。根据《尔雅·释天》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52]可以看出汉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掌握了年度的客观规律，尽管各个朝代的叫法不同，但是却能够客观证明它们都拥有“年”的周期规律。我们目前使用的“年”字是周代用的时间单位。关于“年”字的内在含义，以及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说文·禾部》记载，“年”为“谷熟”的意思。[53]这是把谷物成熟季节看作“年”的回归时间。《春秋穀梁传·桓公三年》亦载：“五谷皆熟为有年也。”[54]这条文献同样反映“五谷”成熟与年度概念之间的关联性。由于早期的华夏先民们主要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那里生产的粮食作物为“五谷”，每当它们成熟时便是丰收喜庆的日子。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代表农业丰收的“年”字，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成表示节日庆典和新年伊始的重要词汇。此外，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境异》记载：“峡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著芒心接离，名曰苧绥，尝以稻记年月。”[55]唐代武宁人以稻丰收的时间为新年，也是植物生长周期确定的“年”。关于赫哲族的纪年方式，清代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记载：“无文字，削木裂革以记事。不知岁时朔望，问年，则数食达嘎鱼次数以对。”[56]所谓“达嘎鱼”，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大马哈鱼，赫哲族把吃到大马哈鱼的次数看作流逝年岁的象征，这说明他们把大马哈鱼的回游季节作为纪年时间，也可以说是以鱼类动物的循环周期确定“年”，这应该与他们特定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因此，由于各个民族之间的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和民俗习惯，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导致各民族的纪年方法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文化特点。因此不论是“五谷丰收”还是“鱼类回游”，都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发现并总结的年度客观规律。
关于鲜卑文化的“年”字含义，《魏书·序纪》记载，鲜卑人原本有语言而无文字，尽管近年一些学者根据《隋书·经籍志一》记载的《国语真歌》和《鲜卑语》等史料，[57]推论北魏建国以后，很可能已经创造出了鲜卑文字。[58]然而它究竟属于汉语的表意文字还是拉丁语的表音文字，根据目前的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并没有任何线索让我们窥到它的字型特点。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隋书》记载的鲜卑语，只不过是借用汉字为其注音的一种表达方式，鲜卑人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59]虽然上述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是都不能提供有关鲜卑语中年度词汇的内容。所以如果要深入探讨鲜卑文化的“年”字寓意，只能回到鲜卑族在草原生活期间寻找答案，也就是通过民俗文化的视点，分析年度词语的基本特征。鉴于史书记载鲜卑游牧时期的文献典籍极为欠缺，甚至很可能北齐魏收在编撰《魏书》时，对于早期的鲜卑历史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润色，导致目前难以看到鲜卑语言中的“年”字的本来面目。因此与鲜卑人关系密切的亲缘部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的史料，便成为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线索。
北魏时期居住在中国西北的宕昌部，属于古老羌族的一支，他们的记岁方式便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的特点。根据《魏书·宕昌传》记载：“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60]也就是通过观察“草”的“青黄荣枯”记录年度时间。有关隋唐时期的突厥人的纪年方法，《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61]突厥人同样根据“草青”时间确定年岁。隋唐时期的党项人也有本民族的纪年方法。《隋书·党项传》记载：“但候草木以记岁时。”[62]这说明党项人也是通过观察草的变化确定年度时间。可以看出不论是宕昌人或是突厥人，还是其后建立西夏的党项人，只要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便把草青时间看作新年伊始。实际上，根据青草变化记载年度时间的方法，不仅在汉唐时期的游牧民族中广泛传播，甚至其后兴起的游牧民族，也继承了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年度记录方式。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记载：“（女真）其人不知纪年，问之则曰，吾见几度青草，以草一青为一岁。”[63]此外，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记载：“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则曰，我见青草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64]这是根据草青时间纪年。这时期的蒙古人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边防二》“鞑靼款塞”条载：“鞑靼不知岁月，以草青为一岁。”[65]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方式，与观测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确定的天文学的年度概念毫无关系。宋代孟珙《蒙鞑备录》亦载：“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66]这说明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把草青时间看作年度伊始。王国维在《蒙鞑备录笺证》中，也对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纪年问题进行过考证，并确定他们皆以草的青黄荣枯为纪年方法。[67]关于这时期游牧民们重视“草”的程度，宋代沈括在文章中也有客观描述。《梦溪笔谈·故事一》“胡服”条载：“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68]所以游牧民们喜欢在青草茂盛的地方居住，这有利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这与中原定居的农民们愿意在耕地附近居住的道理完全相同。
生活在中国北方或者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存在先后次序，统治的领土面积大小相异，但不论是宕昌人、党项人和突厥人，还是其后兴起的女真人和蒙古人等，这些民族都无一例外地根据“草”的变化确定年度时间，这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的经济形式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关于鲜卑人与草的密切关系，公元376年代王什翼犍被俘虏到长安以后，曾经有过与苻坚的一段对话，《晋书·苻坚载记上》记载：“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69]这说明鲜卑人“逐水草”而居的迁徙习惯，与其他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完全相同。《南齐书·魏虏传》亦载：“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70]这说明他们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尽管这时期已经定都建国并开始吸收汉文化，却仍然部分程度地保留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关于“草”字的鲜卑语发音，《新唐书·宰相世系一下》记载：“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俟汾氏，其后音讹遂为宇文氏。”[71]这说明“俟汾”就是鲜卑语中的“草”的含义。另据《资治通鉴·晋纪三》“晋武帝太康六年”条胡三省引何承天《姓苑》载：“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俟汾，盖音讹也。”[72]“俟汾”又被称为“俟分”，这些文字都是音译。比如《魏书·高车传》记载：“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73]其中的“九曰俟分氏”的“俟分”即是“俟汾”，因此鲜卑人对于草的生长周期拥有客观认识，他们在没有入主中原以前，长期与这些游牧民族生活在北方草原，他们的文化属性、经济形式、饮食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基本相同，所以也会通过观察草青时间确定纪年吧！(www.xing528.com)
在地球上除了南极和北极之外，草是随处可见的植物，因此在汉文化的文史资料中，也有根据它生长周期纪年的文献描述。《吕氏春秋·士容论》“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条，高诱注：“兹”为“年”的意思。[74]梁代萧统《文选·杂诗上·古诗十九首》记载：“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75]其中的“来兹”便指“来年”。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亦载：“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兹为年。”[76]此外，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77]就是用“草”表达年岁更新的著名诗句。这说明“草”或者“五谷”作为植物都有生长周期的客观规律性，古人通过观察，把草青草黄时间看作年度概念，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表象认识，也是牧民们为了在草原生存下去，对植物生长周期做出时间尺度的客观把握。但是，另一方面，草对于依赖农业生活的中原汉人们来说，产生的影响力应该非常有限，对于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们，则是绝对不能割舍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汉民族的史料中，以谷物成熟为标志的纪年方法最终转化为年度时间单位，而“草”对汉文化的纪岁方式并没有产生长久的影响力。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巴赞先生认为，突厥语中的“yāš”便是“草返青一岁”的意思，这个词语并不是天文学或生物学的“年”，它是基于社会民俗习惯逐渐形成的时间概念。[78]也就是游牧民们依赖的草与中原汉人食用的五谷，逐渐演化成的“年”都具有社会学属性。可以说，这样的民俗习惯广泛地根植于游牧文化中，他们高度关注的“草”的生长状况，因为草是确保生命能够延续的食物保障。汉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纪年方法上存在很大区别，这种差别不仅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甚至在“年”字的背后，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民俗文化。农民们祈求太阳恩赐五谷丰收，游牧民们渴望太阳沐浴青草，表面上都是先民们为了获得食物举行的宗教文化活动，但是在其背后还隐含着，他们已经总结出了年度时间的客观规律。
“草”的生长过程就是一部运转的“时间机器”，它可以衡量年度单位和季节变化，上述几部历史文献记录的鲜卑语中的“俟汾”或者“俟分”，所指正是鲜卑人赖以生存的“草”，也是游牧文化确定年度单位的依据。这与中原汉人以“五谷丰收”为年度单位，以及赫哲族把大马哈鱼的回游时间看作年度单位一样，都具有社会学属性。张杰先生认为，在原始农耕社会，通过最直观的天象、气象、物象三个主要方面观测判断时令节气，是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基本环节，不能准确把握时节，就意味着不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基本食物，也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79]因此鲜卑民族在没有入主中原以前，“草”作为时间单位是衡量年度变化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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