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继续考察鲜卑族的方位问题。由于鲜卑族无文字可考，更不会记录他们的方位概念，因此下面需要借鉴汉文化的四方观念。按照汉文化的文献描述，早期先民们并没有准确的方位意识。《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35]古代先民不懂得辨别“东西”方向，说明他们未具备方位观念的启蒙意识。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先民们不断观察大自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确保正常生活，对于认知方向产生出了强烈愿望，并逐渐总结出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经验认识论。《说文解字·木部》记载：“东，动也。……从日，在木中。”[36]关于“西”字的解释，《说文解字·西部》记载：“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37]美国学者艾兰先生认为，根据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东”字是太阳从一棵树上升起的象形字，而“西”字则像一个鸟巢的形状，也就是太阳（太阳鸟）夜间休息的地方。[38]实际上这两个字透露出美丽的神话传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朴素经验论。
下面再比较其他游牧民族的四方意识。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匈奴人已经生活在漠北草原，他们对于方向有非常明确的经验认识。《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其坐，长左而北向。”[39]所谓“长左”，是指年长者或者地位高的人，从左向右依次而坐。所谓“北向”，古字“北”通“背”，即“背向”，比如《国语·吴语》“吴师大北”条韦昭注：“北，古之背字。”[40]所以“北向”是面南背北的意思。或许因为左面为东方，那里能够最早接受阳光沐浴，因此得到匈奴人的格外重视。《北史·后妃传附悼皇后传》记载：“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向东。”[41]这说明居住在北魏北部的蠕蠕也崇尚东方。《南史·滑国传》记载：“（西域滑国）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42]也就是西域滑国的人把穹庐的出入口设在东方。那么上述的几个游牧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呢？很多史书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答案。《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43]这说明乌桓人和鲜卑人把穹庐的出入口设在东面，不仅是以太阳升起的方向为参照，甚至期待每天最早的一抹阳光照射到穹庐内，还有接受太阳神洗礼的宗教寓意。《北史·突厥传》记载：“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44]隋唐时期突厥人的穹庐出入口，正是为了迎接太阳而设置在东方。并且《北史·突厥传》记载：“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45]这说明突厥人把穹庐的出入口设定在东方是崇拜太阳神的缘故。而且在蒙古语中， 仍然把“东和左”称为“Зүүн”； 把“南和前”称为“Өмнө”；把西和右称为“Баруун”； 把“北和后”称为“ap”。[46]可以看出蒙古与匈奴和突厥等游牧民族在空间定位的方法上，都以太阳升起的东方为基准。鲜卑人长期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又与其后的蒙古人同属于东胡族，[47]虽然这些民族血缘关系有远近亲疏，但是都属于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相同文化促使生活习俗和自然观念趋于相同。因此鲜卑人必然拥有崇拜东方的方位概念。而且通过祭天方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西方”已经有经验认识。《魏书·礼志一》记载：“西向设祭，告天成礼。”[48]因此鲜卑人根据太阳的东升西落，以及本民族的“西向设祭”，应该懂得东方和西方的空间概念。由于鲜卑民族还有定期南北迁徙的生活习俗，所以他们能够准确地掌握四方。
此外，再以古代日本的四方为例。日本平安时代斋部广成主编的《古语拾遗》记载：“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49]这说明在汉字和汉语音还没有传入日本以前，日本人有语言而无文字。目前现代日语中还保留古老的四方发音，它们分别是：ひがし（东）、みなみ（南）、にし（西）、きた（北）。那么日本古代先民又是怎样辨别四方的呢？按照《广辞苑》的相关解释，所谓“ひがし（东）”，指“日の出る方（日出方向）”；所谓“みなみ（南）”，指“日の出る方に向かって右の方向（面向日出方向的右面）”；所谓“にし（西）”，指“日の入る方角（日入方向）”；所谓“きた（北）”，指“日の出る方に向かって左の方向（面向日出方向的左面）”。[50]可见日本古代先民与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都根据太阳的运行轨迹进行空间定位。(www.xing528.com)
通过以上的相关考察，可以看出不论是汉文化还是游牧文化，甚至是东海上的早期日本文化，都是根据太阳的东升西落确定四方。只不过汉文化的东西方向，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俗文化，而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崇拜太阳神的原始宗教意味更为浓厚。此外，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四方观念，在内涵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别。首先，汉民族以定居为主要生活方式，因此在认知四方上有一个历史过渡阶段。正如前文《淮南子》记载，早期先民对于四方的认知处于一种朦胧状态。其后，“四方”从由观察太阳确立的漫无边际的空间观念，逐渐向“华夏”或“大九州”之类的有边际有形状的地理意识过渡。比如汉文化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个词语，其中的“东”“南”“西”“北”原本就是空间方位观念，当与“夷”“戎”“蛮”“狄”这些词语结合以后，便进一步转变为地理意识。因为像“东夷”或“西戎”之类的词语，已经不仅仅是方位概念，它还特指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这是把“华夏”看作大地中心，以此确定“四夷”的地理方位。尽管“天圆地方”在哲学理论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几何学方面也难以将“天圆”与“地方”完美契合，但是由于汉文化长期受到井田制观念的影响，甚至政治伦理以及儒家哲学对它的影响也非常明显。[51]然而鲜卑民族的四方观念，就像《敕勒歌》的歌词内容，具有朴素自然观的基本特点。虽然这首诗歌中的“四野”，也有空间观念逐渐向地理概念转化的潜在意识，可是毕竟建立北魏政权以前的鲜卑人，生活环境没有离开茫茫草原，部落迁徙依然把太阳的运行轨迹看作方位坐标。而且《敕勒歌》反映出的“四野”方位问题，是以生活的“居住地”或者是“穹庐”作为地标的，“穹庐”随着季节变化不断搬迁，由此他们的“四野”并非静止不动的四方，而是不断发生变化运动的空间模式。在这样的饮食习俗与游牧文化的背景下，他们的方向观仍然是一种漫无边际地向四方延伸的模糊状态，这是深受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缘故。
因此鲜卑民族的“四野”与汉文化的“四方”，不仅存在很大的方位理念差别，甚至整个空间思维模式都呈现不同的文化样式。鲜卑文化对于“东方”的太阳神，以及“西向设祭”的“西方”更为崇拜。这两方的神灵实际上与太阳的东升西落密切相关，甚至“西向设祭”还关系着昴宿崇拜（详见第二章）。尽管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对太阳东升西落有客观认识，但是在文化习俗的细节上依然存在明显差别。比如汉文化重视南郊祭天，鲜卑文化重视西郊祭天，虽然都是重要的祭天礼制，然而在方向观念上明显不同，也说明两种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存在巨大差别，也是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宇宙观差别。同时还可以看出，北魏政权建立以后，在定期举行汉文化的南郊祭天礼制时，依然保持鲜卑文化的西郊祭天礼制，这说明两种文化有不可兼容的精神载体，也是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直到孝文帝汉化改革，彻底废弃西郊祭天礼制，鲜卑民族崇拜的“天”才退出历史舞台，在“四方”和“四野”的认知上才最终走向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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