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随着新文学的产生,新哲学也产生了。冯友兰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题为“经学时代之结束”,其中说:“本篇第一章谓中国哲学史,自董仲舒以后,即在所谓经学时代中。在此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如以旧瓶装新酒焉。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此西来之新事物,其初中国人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此绝新之酒,装于旧瓶之内……历史上时代之改变,不能划定于某日某时。前时代之结束,与后时代之开始,常相交互错综。在前时代将结束之时,后时代之主流,即已发现……故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已在经学时代方结束之时开始。所谓‘贞下起元’,此正其例也。不过此新时代之思想家,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故此新时代之中国哲学史,尚在创造之中;而写的《中国哲学史》,亦只可暂以经学时代之结束终焉。”(《中国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版,第1040~1041页。又见《三松堂全集》第三卷,第427~428页)。
这里所说的“卓然能自成一系统”的哲学著作,在40年代初,果然出现了。中国哲学史完结了经学时代,进入了现代化的新时代;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开始了新的一页。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割断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时代对于前一个时代,都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在扬弃中完成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现代化时代的哲学家也沿用了宋明道学的词句,但并不是依傍于宋明道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
道学的主要两个派别是理学和心学。在哲学中本来有这两个派别。在西方哲学中,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是理学的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是心学的代表人物。中国哲学史现代化时期,也有这样的两派,本书称之为新理学和新心学。新理学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金岳霖。(www.xing528.com)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清华学校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重要著作有《逻辑学》《论道》《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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