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毛泽东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展开了斗争。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认为，应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苏联的前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与军阀、资本家直接斗争，一有机会，就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不以为然，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6页）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可以进行长期的合法斗争，可以利用议会讲坛，可以实行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其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可以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遇到适当的时机，就改变合法的斗争为武装起义，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先占据城市，把革命从城市推向农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条件就大不相同。在当时新旧军阀统治下，没有法律，没有议会，甚至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也都被禁止，无所谓“合法斗争”。要斗争，就只有武装斗争。这种情况，毛泽东归结为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是比较少的，而农民群众则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泽东提出“工农联盟”的主张，共产党下乡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先占领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一反西方共产党的办法，领导中国革命，得到最后成功。这个战略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也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况。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农民起义的传统，但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一次农民起义虽然成功了，也只是改朝换代，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没有也不能改变封建制度。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无产阶级虽不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生产关系，但确实代表着比封建主义更高的生产关系。工农联盟，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都是如虎添翼。本着这个战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组织了苏区政权，有效地抵抗了蒋介石的“围剿”。以后，又在延安组织了抗日政权，领导沦陷区的人民进行游击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的妄想无法实现。(www.xing528.com)

这些成功，都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不能想像的。毛泽东总结这些成功的经验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毛泽东说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这句话，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它就不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以为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7～778页）射箭以“的”为主，以箭对着“的”，不是以“的”对着箭。好像医生看病，是以病为主，不是以药为主；只可对症下药，不可叫病人对药害病。革命也是如此，只能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不能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前者是对症下药，后者是对药害病。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写了两篇哲学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