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争论

1935年，上海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篇文章，又称为“一十宣言”，因为它是在1935年1月10日发表的，最先登在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后来各报各杂志均转载。

这个“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所“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第一项是：“要特别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项是：“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第三项是：“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需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认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第四条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第五项是：“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根据这五项原则，“宣言”提出了两条注意：一条是“不守旧”，一条是“不盲从”。又提出三项目标：一是“检讨过去”，二是“把握现在”，三是“创造将来”。（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6页）

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这是这个“宣言”实际上所要说的话，其余都是些空话。“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其所当吸收”，不吸收其所不当吸收，这些话都是自语重复，都是废话。

但是，这个“宣言”是以堂而皇之的形式发表的，当时的各报刊都转载了（这自然也是国民党授意的），所以在当时颇为轰动，引起了各方面的辩论。这些辩论所谈的，大都是关于文化的理论问题，从表面上看，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的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辩论。

同“本位文化”论正面对立的，是“全盘西化”论。胡适也说话了，他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隋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14页）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这并不使人惊异。但照这里说的，他所主张“全盘西化”的理由，似乎有点特别。他似乎也认为“全盘西化”的主张有点极端，但又认为只有主张极端，才能在实际上“化”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是个什么样子，他没有说。

中西文化问题，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十教授的宣言，郑重其事地把老问题重新提出来，在舆论界引起一阵人为的轩然大波。但其措词空洞，言之无物，令人读之不得要领。我在30年代末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在所作《新事论》中曾经指出：在这一类的讨论中，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问题。某一种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国家或民族是殊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个“寓于”是冥合无间，所以在表面上就浑而不分。这就引起了思想混乱。所谓“全盘西化”，所谓“本位文化”都是这种混乱的表现。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现代化。(www.xing528.com)

如果不把这种混乱搞清楚，事情就不好办。中国人是黑头发、黄眼珠，西洋人是黄头发、蓝眼珠。如果真要“全盘西化”，你能把黑头发、黄眼珠换成黄头发、蓝眼珠吗？显然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要“本位文化”，中国就真是什么改革都不要吗？某一些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若要辨别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选择。选择必定有个标准，不然的话，那就只能说“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其应该吸收的，不吸收其不应该吸收的”。话是不错，可是说了等于没有说。

怎样确定这个标准呢？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共相。看看世界上强盛的国家，看看它们是怎样强盛起来的，看看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它们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的内容或其表现。这些国家是殊相，它们的社会性质是共相。共相是必要学的，也是可能学的；殊相是不可能学的，也是不必要学的。

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呢？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又是什么呢？我在当时创造了两个名词，说当时西方的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它们（西方）原来也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后来先进入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因为有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就是工业化。我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的一句话——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我说：这是一句最精辟的话。所谓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乡下与城里的差别。一个国家里有城乡的差别，世界上也有城乡的差别。世界上的乡下就是那些殖民地，世界上的城里就是那些统治和剥削殖民地的国家。

以上所说的那两种社会，用现在人们所常用的名词说，就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人生的两件大事，就是吃穿。为了吃穿，人们就需要劳动，以生产吃穿的资料。在自然经济中，人们生产是为了直接的消费。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一个劳动妇女守着一架织布机，一年可以织出几匹布，就够她的一家人穿了。西方先经过产业大革命，以蒸汽机为动力，一下子就把生产力提高了几百倍、几千倍。一部织布机器只要开动几分钟，就生产出许多匹布。它一年不能只开几分钟，一开就要继续开下去。所生产出来的布，只好作为商品出卖。这样的生产，就是商品经济。一部生产机器开动起来，必须用许多人操纵，那许多人来自四面八方。在农业生产中，无论地主或佃户，都附着于土地上，他们都是聚族而居，所以有宗法制度、宗法观念。操纵机器的工人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再不能聚族而居，宗法制度自然就破坏了。这些都是自然而又必然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旧的东西自然而又必然地“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这个“当”字自然就有着落，但这一切并不是什么人的创造。这个道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