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史：关于当时社会性质的论战

1926年从广东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一路所向无敌，势如破竹，1927年就进到长江一带了。长江的重镇，从上海到武昌，都已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已迁到武昌，革命的发展进入高潮。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了，国民革命由高潮一下子降入了低潮。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要做这些考虑，就必须研究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这就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所以被提出来的客观原因。

蔡和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对于这个问题作了概括的叙述。这篇文章开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2页）蔡和森把摆在中国革命面前的根本问题明确地点了出来，接着又分段予以解答。

中国当时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是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回答说，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权革命的区别是很显明的，因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与农民平分政权。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民权革命看为是资产阶级的事而把这一最低度党纲（争民主共和）从最高度党纲（争社会主义）排除出去。无产阶级只有坚决的与农民联合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4页）

蔡和森指出：“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首先在对中国革命性质之不正确的观点：（一）认‘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认‘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二）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三）忽视农民，偏向于‘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四）以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些认识，显然是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不正确，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于与资产阶级联盟，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民权独裁，而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根本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8页）(www.xing528.com)

蔡和森接着说：“‘二次革命论’之后，又发现‘一次革命论’：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以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竟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论’不仅混淆中国革命的性质，要有落到托罗斯基不断革命论的错误，不仅混淆无产阶级政党最低度党纲（工农民权独裁的）与最高度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的任务，而且要使从民权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成为没有意义，必致使无产阶级政党忽视此转变的条件与准备，所以‘一次革命论’也是不正确的。”（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8～49页）

蔡和森又说：“民族资产阶级叛变后，中国革命有什么特殊现象呢？有：（一）土地革命深入；（二）开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三）工农革命联盟对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以上现象是证明革命阶段的深入和革命动力的转变，而不是革命任务和性质的转变。只有革命任务改变了，革命性质才会改变。革命的客观任务——如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的两个主要任务，现在不仅没有完成和消失，反而因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妥协，而愈益加重了这些客观任务的需要与意义。纵然在资产阶级叛变后，于上述两大主要的客观任务外，还要加上更坚决的反对领导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任务。然这一新任务的意义，并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应反对，乃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出卖革命变成为反对民权革命的反革命之领导者而应反对的。所以这一新任务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并不会毁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客观上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9～50页）

蔡和森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苦群众之前，高声的肯定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他的最高任务就是争得此前途之尽可能的迅速的实现；同时他坚决的反对误解或曲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他始终一致的认定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至低限度的党纲，谁要抛弃或超过此至低限度党纲的任务，谁便是反革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客观上更创造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前途之可能，但中国共产党决不夸张他的领导权之建立，而丝毫忽略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种种欺骗民众的假革命的企图或民族改良主义的企图，与这种企图作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秒不忘的任务。”他坚决地指出：“中国革命固然有社会主义前途，因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的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57～60页）

蔡和森所发挥的理论，就是说革命的性质是由革命的任务决定的，革命的任务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当时的革命就有什么样的任务，这就决定了当时革命的性质。这不是当时领导革命的个人或政党的主观意见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谁要违反这个原则，谁就为革命造成灾难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