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对论战总结中国现代哲学史

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很多，发表的文章也不少。上海亚东图书馆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编为一个集子，名为《科学与人生观》，又请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胡适和陈独秀作序。他们的序，实际上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于这个论战的总结。他们两人对于他们的序文，又彼此互提意见，这些意见进一步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和左翼的分歧。

胡适认为，在这次“论战”中，拥护科学的人们的“绝大的弱点”是仅只抽象地辩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胡适提出了一个他自以为是科学的人生观，称为“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陈独秀的序文首先指出，在这次“论战”中，丁文江好像是战胜了张君劢，其实，丁文江是最大的失败者。陈独秀说：“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没有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经投降了。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与人生观》上册，陈序第1～2页）那种“武器”是什么？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科学与人生观》上册，陈序第11页）

陈独秀的意思是说，不必再讲什么“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了，已经有了一种正确的人生观，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历史观”。(www.xing528.com)

在这一点上，胡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科学与人生观》上册，胡序第30页）他又说：“然而独秀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一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解成‘经济的’。”（《科学与人生观》上册，胡序第31页）胡适接着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科学与人生观》上册，胡序第32页）

陈独秀回答说：“社会是人组织的，历史是社会现象之纪录，‘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适之说：‘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我明明说“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何尝专指历史？）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又指出：“适之好像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还不大清楚，因此发生了许多误会，兹不得不略加说明。第一，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第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世界上无论如何彻底的唯物论者，断不能不承认有心的现象即精神现象这种事实（我不知适之所想像之彻底的唯物论是怎样？）；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这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哲学者，是主张：经济——（统率着并列的）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之一元论，而非如（并列的）经济、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之多元论。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上册，胡序附录第36～38页）

陈独秀对于唯物史观的说明，言简意赅，可见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融会贯通。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和右翼的分歧，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态度。经过陈独秀和胡适的互提意见，这种分歧就更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