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出身于贫苦家庭。1907年，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大钊跟随当时的革命者，参加了京津革命同盟会，参与策动第二十镇的新军，举行滦州起义。191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此期间，继续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参加并组织留日学生的进步、爱国活动，曾先后组织了神州学会和经济学会，参加了留日学生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举行的集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为了进一步开展讨袁活动，曾于1916年1月底暂回上海，两周后重返日本。1916年4、5月间，从日本回国，先后担任《晨钟报》和《甲寅》月刊的编辑。1918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由此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与陈独秀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底，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为北方区党委总负责人，和当时执政的军阀作直接的、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为军阀所害。

李大钊的著作，散见于当时报刊，人民出版社编为《李大钊选集》。

李大钊写了许多指导青年思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在许多地方，他都说到宇宙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宇宙观是人对于事物存在的看法，世界观是人由于某种看法而引起的人生态度。李大钊提出了他认为正确的宇宙观，他说：“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激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今”》，《选集》，第95页）这里所说的“大实在”就是一切的客观存在。这个大实在是无始无终的，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流行。个人的存在，也是这个“大流行”的一部分，随着“大流行”的流行而流行的，所以他说“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随着这种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就是要重视今日的“我”。(www.xing528.com)

李大钊回忆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文中所说“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1915年之青年，而自重其1916年之青年’”，并推广此意；而为他自己的这篇文章做结论说：“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今”》，《选集》，第96页）

大实在的瀑流，永远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李大钊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新的！旧的！》，《选集》，第97页）李大钊的这段话，接近于辩证法。照辩证法的理论，事物发展，都由于其内部的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两个对立面，概括地说，就是新的和旧的，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新的，就没有旧的；没有旧的，也没有新的。所以，它们活动的方向虽然是相反的，但不是“分立的”，而是“合体的”，这就是辩证法所说的两个对立面的互相依存。虽然互相依存，但他们又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新的”永远要代替“旧的”，而这个代替“旧的”的“新的”，又永远为它的更新的对立面所代替。这就是辩证法所说的两个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事物内部中的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构成事物的发展，发展就是进化。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了，中国进步的人们大为惊喜。李大钊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说：“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新纪元》，《选集》，第122页）李大钊可能意识到，在事物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有些代谢可能使事物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称为“新纪元”。“新纪元”三个字，意味着辩证法所谓“突变”“飞跃”。李大钊未讲辩证法，所以不能这样明确地说；但这样的认识，他是有的。他的哲学思想已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