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国民革命后中国前途探索

陈独秀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2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71页）

陈独秀的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认为：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由资产阶级独享，无产阶级如果幸运的话，也只能分享一小部分，喝一口资产阶级的残汤剩水。为什么如此呢？陈独秀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于是他就被认为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误解，越来越深，以致被开除党籍，并被加上了许多罪名，至今还未得到平反。

深一点看，陈独秀的这一段话，接触到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继国民革命之后而发展的革命活动，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问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陈独秀的那一段话，在客观上含蓄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是说，继国民革命之后而起的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所以没有明确地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水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家认识到东西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比以前大进了一步；但他们都没有从经济上说明所以有这些不同的物质根源。不但右翼没有这样的说明，左翼也没有。这说明这些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有“一间未达”，还隔了一层纸；如果戳穿了这层纸，那就可见东西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经济的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经济的不同。从自然经济的经济转到商品经济的经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继国民革命而起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www.xing528.com)

这个问题，也是当时东欧各国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红军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占领军，新成立的政权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苏联的决策人以为不行。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实行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称为新民主主义。这就辩证地解决了陈独秀的那段话中出现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也自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在其中，五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并存。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都被没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但不没收，而且加以扶植，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可是，行之不久，一些教条主义者、患“左”倾幼稚病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者，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代替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那就是社会主义了，就应该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就应该利用共产党所掌握的政权，用政治改变经济；只要共产党有决心，不仅社会主义可以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亦非难事。这就是极左思潮了。随着极左思潮发展下去，中国便陷入了十年动乱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