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当时社会阶级分析

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文章开头说：“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2页）他指出中国当时的革命，并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国民革命。陈独秀说：“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2页）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列宁的特使所促成的。这一段理论，可能也是这位特使所带来的列宁的意思。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合作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全部党员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党，称为中国国民党。这个党所领导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所组织的政府，称为国民政府；所建立的军队，称为国民革命军。这几个名称，除了国民党是原有外，其余的“国民”二字都不是随意加的，而是以上面所说的理论为根据的。

这个统一的党集中了中国当时的革命势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所向无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上海和武汉。国民革命军拟长驱北上，一举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正在这一紧急关头，蒋介石叛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了，但蒋介石仍冒用国民革命旗帜，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彻底地消灭了北洋军阀，统一了全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是不真实的，正如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不真实的一样，但都标志着国民革命的两个段落。真实的革命仍然继续进行，但那是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了。

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出现的政治势力。陈独秀认为新兴的政治势力，必须和其他政治势力合作，才能壮大起来；当时的资产阶级，也必须和无产阶级合作，才能战胜它的敌人。

陈独秀说：“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它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地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选编》中册，第256～257页）

陈独秀不承认当时有人认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看法，他对于资产阶级是有分析的。他的分析与毛泽东后来所作的分析一样，认为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依附于封建军阀的官僚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前二者是不革命而且是反革命的，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才是陈独秀所说的“真正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真正资产阶级”“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4～365页）(www.xing528.com)

陈独秀又指出，当时的包括知识分子和小工商业者的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他特别讲到知识分子，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市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有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5～366页）

陈独秀承认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但他不认为当时的农民是革命的。他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6～367页）他也承认农民终究是要参加革命的。农民“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7页）。这就预示了后来毛泽东“工农联盟”的思想。

陈独秀所理想的国民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骨干的、联合社会上各革命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国共合作。他认为，这是出于客观的必要，是有根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被破坏了，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合作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次合作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正是国民革命的两个主要课题。是否还要出现一个第三次合作以走完国民革命的最后一步？这是有可能的。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有待于各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