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化论-中国现代哲学史

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其范围是极广泛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东方文化是精神文明。梁漱溟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无论哪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物质文明，也都有它的精神文明。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和胡适是一致的。

梁漱溟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哲学作为中心和基础。这个哲学就是这个民族的人生态度。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从这个中心发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梁漱溟认为，人生的本质就像叔本华所说的“意欲”，人生的态度就是对于“意欲”的态度。各民族的态度不同，其生活方式也不同，也就是说，其所走的路不同。有三条可能有的路。第一条是向前奋斗，以求得“意欲”的满足。西方从古希腊起，就走上了第一条路，经过中世纪的一段波折到近代，又开始更认真地走这条路，这就是西方的近代文化。他同意陈独秀的看法，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的特点是“民主”与“科学”。他补充说，这就是向前奋斗的路。科学是向自然奋斗，以征服自然；民主是向社会的传统势力奋斗，以求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第二条路是“意欲”的自我调整，使其要求适可而止，调和折中，随遇而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路。第三条路是限制或消灭“意欲”，使其无所要求，不向前奋斗，而向后退却，这是印度文化的路。梁漱溟认为，这三条路的本身，并无好坏可言，可言者是看某一民族的文化能否应付它所处的环境，解决它当时的问题。从这个标准看，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不等第一条路走完，就转入第二条和第三条路，这就是文化“早熟”。其所以“早熟”，是因为这两个民族所出的天才太大了，他们看得太远了，于是过早地提出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梁漱溟认为，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代表这三条路的三种文化，这是人类文化史的自然的衍变，自发的发展。人类文化总是从第一条路出发的，在这条路上，人们逐渐认识到“意欲”的要求有些是绝对不能满足的。例如：人都怕死，而死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有些生活方式，总是要出毛病的。当人确切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条路就走到尽头，人们就要选择新的路了。路只有那三条，这样的选择，就成为三条路线的“重现”。这个“重现”是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

梁漱溟认为，在第一条路走到尽头之后，人们的选择必然是第二条路，因为它是和第一条路最相近的，不是像第三条路那样，和第一条路正相反对。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199页）又说：“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200页）不过，重现和原来的出现有所不同，原来的出现是不自觉的，后来的重现是自觉的。

梁漱溟的三种路线的说法，作为一种泛论提出来，未尝不可自成一说。若和古希腊、中国、印度联系起来，那就不是泛论，而是讲历史了。讲历史必须有足够的史料，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则嫌不足。至于所谓世界未来文化，那就更是臆测推论了。其推论的前提也是没有根据的。走第一条路的人是不会认为这条路会有尽头的。以向前奋斗为人生态度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再接再厉，日新又新。

以中国而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谓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以至立宪、革命，其根本意义就是向西方文化学习。这个根本意义，到了新文化运动，才明确地点出来，才明显地提出：要学习西方近代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这就是对于梁漱溟所说的三种路线明确地做了选择。梁漱溟承认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说：“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202页）(www.xing528.com)

梁漱溟所说的这三条，其第一、第二两条和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是一致的。特别是第二条所主张的“全盘承受”，从文字上看，简直就是全盘西化了，但他又强调“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梁漱溟是把这个问题和他所说的三种人生态度——三种文化路线联系起来讲的，这是他的特别之处。在这一点上，梁漱溟的思想比较复杂，有必要简单地说明一下。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际。有些西方人由于对战争的厌倦，发出厌倦西方文化、向东方学习的言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主张向西方学习。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东西两方在互相学习。梁漱溟认为，这两方学习，实际上有层次的不同。西方向东方学习，是三条路线的重现。西方已经把第一条路走到尽头，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自然地要转到第二条路。中国没有把第一条路走完，就转到第二条路，所以，原来的中国文化是早熟。现在，要转回来向西方学习，这是“补课”。好像两班学生，西方这一班是按部就班地升级，中国这一班是跳班升级。因为跳班，有些课程没有学，所以要补课。缺的课是不能不补的，梁漱溟说：“照我们历次所说，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我们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还每要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我们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就专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并且从这种态度就根本停顿了进步，自其文化开发之初到它数千年之后，也没有什么两样。它再也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它会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202～203页）所以必须要补课，把还没有走完的第一条路走到尽头。梁漱溟认为，到了那个时候，中国自然就会转到第二条路，同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进入未来的文化，那就是第二条路线在世界范围内重现，也就是孔丘的儒家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复兴。梁漱溟也认为这是将来的事。在现阶段中，中国必须补课，必须向西方学习，要老老实实地学，全心全意地学。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学的表现，所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话说到这里，应该就完了，但梁漱溟在他的书中又加了一段，题目是《我提出的态度》。他说：“我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之所谓‘刚’……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大约欲和刚都像是很勇的往前活动；却是一则内里充实有力，而一则全是假的——不充实，假有力；一则其动为自内里发出，一则其动为向外逐去……要求自由，不是计算自由有多大好处便宜而要求，是感觉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211～212页）

从中国哲学史看，梁漱溟的这段话接触到儒家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宋朝，王安石和道学家们都主张变法，也都主张变法要以《周礼》为蓝图，可是道学家和王安石互相反对，不能合作。其根本分歧在于：道学家认为，主张变法的人必须从至诚恻怛之心出发，而不可从计算功利之心出发。他们认为，没有至诚恻怛之心的人，是不能行周公之法的。梁漱溟所说的“不自由的不可安”，就是一种至诚恻怛之心。孔丘、孟轲所说的义利之辨，朱熹、陈亮所辩论的王霸之辨，都是这个问题。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就是梁漱溟紧接着儒家的传统而讲的。他没有提到义利之辨和王霸之辨，这没有关系，这可以说明他是接着讲的，不是照着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