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对于孔丘和儒家思想完全否定,称孔丘为“孔老二”,儒家为“孔家店”。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梁漱溟的别树一帜,就是不同于这种态度。他认为,当时所有的批评都是就社会制度、道德伦理说的,这些都是外部东西。孔丘和儒家思想的中心,并不在这里,其中心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梁漱溟说:“孔子从那形而上学(指《周易》的形而上学)所得的另一道理,他对这个问题就是告诉你最好不要操心。你根本错误就在找个道理打量计算着去走,若是打量计算着去走,就调和也不对,不调和也不对,无论怎样都不对;你不打量计算着去走,就通通对了。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须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的,要于外求对,是没有的。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那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他那遇事而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125页)不打量计算,随感而应,就是直观。
梁漱溟认为,这种态度和方式,就是孔丘和儒家所说的“仁”。他说:“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在直觉迟钝麻疲。所有的恶,都由于直觉麻疲,更无别的原故,所以孔子教人就是‘求仁’。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即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而对于“仁”的说法,可以种种不一,此孔子答弟子问“仁”各个不同之所由来也。大家见他没有一定的说法,就以为是一个空荡荡理想的好名称了。”又说:“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在直觉、情感作用盛的时候,理智就退伏;理智起了的时候,总是直觉、情感平下去;所以二者很有相违的倾向。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仁与不仁的分别。”“仁之重要意味,则为宋明家所最喜说而我们所最难懂的‘无欲’……欲念多动一分,直觉就多钝一分;乱动的时候,直觉就钝得到了极点,这个人就要不得了……仁初非甚高不可攀企之物也。然而仁又高不可穷,故虽颜子之贤只能三月不违,其余只能日月至,而人以诸弟子之仁否为问,孔子皆不许其仁;乃至孔子亦自云:‘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仁是顶大的工程,所有的事没有大过它的了;而儒家教人亦唯要作此一事,一事而无不事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126~130页)
这是梁漱溟思想中的哲学部分。宋明道学中本有程朱和陆王两派。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陆王派所本有的,但梁漱溟是“接着”陆王讲的,不是“照着”陆王讲的。上面所引的梁漱溟的几大段话,其根本意思是陆王所本有的,但以前陆王派中没有哪一家讲得这样清楚明白。从不清楚明白到清楚明白,这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步。梁漱溟比以前的陆王派进了一步。(www.xing528.com)
梁漱溟又补充说:“大约孔子是极平实的一个人,于高深玄远之理似都不肯说的。”“与此相连有中庸之一义,我们略加说明以为讲孔家之结束。这与开头所叙不认定的态度也是相连,因为都是对外面看的一个回省。我们在以前专发挥孔子尚直觉之一义。这也应有一个补订——非常重要的补订。譬如纯任直觉则一一所得俱是表示,初无无表示之一义;无表示之义,盖离开当下之表示,有一回省而后得之者;此离开当下而回省者,是有意识的、理智的活动。孔子差不多常常如此,不直接任一个直觉,而为一往一返的两个直觉;此一返为回省时附于理智的直觉。又如好恶皆为一个直觉,若直接任这一个直觉而走下去,很容易偏,有时且非常危险,于是最好自己有一个回省,回省时仍不外诉之直觉,这样便有个救济。《大学》所谓‘毋自欺’,实为孔家方法所在,但此处不及细讲;又如孔子之作礼乐,其非任听情感,而为回省的用理智调理情感,既甚明了。然孔子尚有最著明说出用理智之处,则此中庸之说是也。你看他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又说舜执其两端而用中;又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明明于直觉的自然求中之外,更以理智有一种拣择的求中。双,调和,平衡,中,都是孔家的根本思想;所以他的办法始终着眼在这上头,他不走单的路,而走双的路;单就怕偏了,双则得一调和,平衡。这双的路可以表示如下:(一)似可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二)似可说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像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悲,殆皆任情所至,不知自返,都是所谓贤者过之;而不肖者的纵欲不返,也都是一任直觉的。所以必不可只走前一路,致因性之所偏而益偏;而要以‘格物’‘慎独’‘毋自欺’为之先,为之本,即是第二路;《中庸》上说过慎独,才说到中和者此也。更须时时有一个执两用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意思,照看外边以自省,免致为‘贤者之过’。《中庸》之说实专对贤者与高明人而发者也。此走第二路之尤为显著者矣。亦唯如此走双路而后合乎他的根本道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143~144页)
梁漱溟的“补订”很重要。他不但注重直觉,而且注重理智。所谓“双的路”,就是直觉与理智并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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