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革命时期,有两个革命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两个阶级先后领导了两次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阶级各自在旧社会中找到了他们的天然同盟军,结为联盟,共同进行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找到的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无产阶级找到的是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工农联盟,这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不当权派的联盟,则尚未为历史学家所注意。好像民族资产阶级单枪匹马在几个月之内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这一点上要多说一点,以明历史的真相。
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发动宫廷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之后,迫于中外舆论,也说是要实行立宪。她声称实行立宪要有充分准备。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她订了一个时间表,提出以九年为准备时期,每年把皇权下放一点于民。她所谓“民”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当时称为“绅”。
照清朝的制度,受皇帝直接任命、掌握国家机器的人称为“官”。在各省做官的人都要回避本省,就是说,不能在他的本省内做官。已经取得做官资格的人,或已经在别省做过官的人就称为“绅”,他们就算作本地区的“民”。清朝末年所谓“民意”“民办”,其实就是“绅意”“绅办”。慈禧太后在她的准备立宪的时间表中,声称要把皇帝的权力分期下放于民,这个民其实就是“绅”。
慈禧太后和以后的清廷,为了装饰门面,也设立了所谓“民意机关”,在中央设了资政院,在各省设谘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议会的象征。这些民意机关的议员,也还是由上面指派的,可是他们不是官而是绅,更好听一点说就是“民”。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这些民意机关在实际上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在各省的革命军起义以后,往往推举谘议局的议长主持民政,也有些省是由谘议局出头发动革命。再看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的行动,事情就更清楚了。
袁世凯本来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出卖了谭嗣同,帮助了慈禧,以致变法失败。慈禧死了以后,光绪的兄弟当了摄政王,迫使袁世凯退居原籍河南。于是,他就不是官而是绅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用北洋新军打革命军,因为袁世凯是北洋新军的创始人,又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作为统帅,于是他又由绅而成为官了。
袁世凯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各省的绅和革命军的声势,以及他自己手中的兵权,取清朝皇帝的地位而代之。他所统率的政府军打了一次比较硬的胜仗,攻占了汉阳,他的前线指挥官就联名发出通电,请清朝皇帝退位,交出政权。清朝的隆裕太后没有办法,就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政府,与革命军议和。当时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以及当时的人事安排,就是南北统一的条件,也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盟的条件。(www.xing528.com)
南北统一以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待以元首之礼。在一次正式欢迎宴会上,孙中山说,他要办一个中国铁路公司,修铁路二十万里;要袁世凯训练一百万军队,认为这样中国就富强了。孙中山的这个演说的含义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要分工合作,资产阶级负责经济方面的建设,地主阶级负责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设,这也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条件。
袁世凯当然接受这个条件,下命令成立中国铁路公司,任命孙中山当全国铁路督办。可是修铁路的资金一点也不给,孙中山只好在上海的一个小马路上挂了一个“中国铁路公司”的空头招牌。
孙中山不久就知道受骗了。他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失败了。袁世凯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自己当皇帝,这就是地主阶级完全复辟。革命的进程最终是只能前进的。袁世凯的复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的帝制失败了,他自己也死了。此后就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面目全非了。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各朝代政权的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传说中的尧、舜为典型的,称为“揖让”;另一种是以传说中的汤、武为典型的,称为“征诛”。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这两种形式的结合。从革命军这一方面说,它是用武力把清朝皇帝和几千年的帝制打倒的,这是“征诛”。从袁世凯这方面说,他是接受清朝统治者的命令组织政府,这是“揖让”。这种“揖让”和“征诛”相结合取得政权的方式本来是不彻底的,所以,虽然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快固然是快,但革命是不深入的,其不能持久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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