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工程事故研究动态及成果梳理

从工程专业的角度来看，在工程与技术专业领域关于工程事故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工程事故案例进行分析，这些成果从不同行业着手，主要包括深基坑钻井工程、采矿工程、地面及地下建筑工程、公路桥梁、油田测井等工程事故的监测和预警方面的研究，重点论证工程事故与工程安全的起因、类型、处理方式、隐患分级及其预防等问题，材料丰富、实证性强，结合具体案例的分析，其过程和结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哲学思辨性，特别是涉及工程事故与社会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则略显不足。

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国内相关学术成果及研究动态。始自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科学院李伯聪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工程哲学开展了系统的学术探索。李伯聪等学者的著作《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主要从工程共同体和安全关系的视角论证工程安全的社会建构、工程共同体成员对于工程安全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处理风险的各种方式等重要问题[1]。李伯聪等学者专门从工程共同体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两个方面对于工程安全问题进行了阐述：工程共同体内部与外部人员对工程安全和风险有着不同认识，工程安全风险对这些主体造成的影响不同。就前者而言，主要包括工人、工程师和工程管理者三个层面。首先，从安全与工程风险方面，工人往往承受着最直接的“工程风险”，而且，在施工等重要环节，工人的人身安全乃至生命安全缺乏应有的保障，“可是，在工程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就是工人的实实在在的生命死亡了”[2]。其次，工程师需要识别风险，并且有义务保护公众安全，给客户和公众做出合理的决策提供必要信息，对工程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做出预判，从而降低工程风险。最后，作为工程项目的管理者，其利益述求和角色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工程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工程风险问题的认识，并重视工程制度与组织文化建设，同时，还应构建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机制，使工程管理者与工程师能够在产生意见与分歧时进行及时有效的交流。就后者而言，主要指工程结果对于公众及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之下，这种影响显然要大于工程共同体内部所导致的工程安全影响。在这本书中，作者还简要分析了公众安全和环境安全的性质和要义。李伯聪认为，要解决工程安全问题，既需要在技术水平、设施设备、管理规章、员工培训、监督监管等方面狠下功夫，还必须消除在工程决策机制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公正的工程是由公正的社会决策机制加以保证的，这是从根本上消除工程事故的解决方案。2013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及李伯聪教授合著的《工程哲学》，把工程事故的理解与工程的社会环境以及工程安全管理相结合，探讨了工程事故的产生机制，他们针对工程思维、工程风险评估以及工程社会观等问题，专门分析了工程师的工程安全观以及工程共同体中的管理者对于工程决策与评估的结果，以及直接影响工程施工质量以及工程实体的安全因素。[3]

关于“从工程事故中学习”的研究，尤其是从工程的相关内容、主体、动力、机制等领域进行研究的工程哲学成果以中国科学院大学王大洲教授等学者为代表。在《从工程事故中学习的过程及其制度安排》一文中，张涛和王大洲着重从工程的内容、主体、动力、机制等方面，首次详细分析了“从工程事故中学习”的基本要素和实现过程，探讨了工程事故产生的社会学因素，以及支撑从工程事故中学习过程有效性的工程制度安排，并就目前“从工程事故中学习”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从“工程制度安排”的角度对预防工程事故的发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针对性的目标与建议[4]。在《中美重大工程事故调查模式比较分析——以两起铁路事故调查为例》一文中，张涛和王大洲基于大量的工程事故案例，通过工程事故的调查目的、调查主体和制度安排、调查范围及论证方式、调查结论等四个维度的比较，分析了中美重大工程事故调查模式的异同，并从明确事故调查根本目的、设置事故调查机构应遵循独立性和常设性的原则，完善相关法律以确保事故调查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公正性以及对于工程事故的改进应当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提出了关于完善工程事故调查模式的明确建议[5]。

关于工程技术的异化问题研究，张秀华教授在其专著《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中指出，科学与技术的实践应用转化为工程问题，而技术的异化实质是工程的异化。她认为，工程是讨论“成”的，科学和技术是作为工程之“成”的工程规则的必要条件，工程是现实性范畴，工程活动需要技术理性（强调单一逻辑一致性与普遍的必然性）和交往理性（强调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的结合。在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前提下，工程还必须满足主体的目的与需求，同时还需要满足社会的价值尺度，如果这两种情况无法达成基本的统一，就将发生工程异化。进一步说，工程异化应当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价值尺度与规律尺度的统一、应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自然、工程与人是互蕴共容的整体，如果无视这一点，或者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状态，那么也会导致工程异化，继而产生人的新异化。张秀华认为，既要肯定工程之“是”（功），也要正视工程之“非”（过），要优化我们的工程观，以“赎罪”之感对待与规范工程相关的行为，从而自觉寻求环境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解[6]。在《回归工程的人文本性——现代工程批判》一书中，张秀华讨论了如何从人文的视角将工程与现代性困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思考，并提出“当下首要的是要意识到现代工程实践的危险之所在”，只有符合人性的、凸显人文本性的工程，才是属于人的、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工程[7]。(www.xing528.com)

王佩琼在《论异化的技术史观》一文中，着重分析了“异化”之于技术史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提出在异化视野下的技术运用态度，认为技术创新并非必然就是“好”的，技术的异化后果与技术运用的规模成正比例。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味追求更大、更快、更多、更新的技术运用价值取向，代之以“超出必要即是负担”的观念，从而得出异化技术史观的逻辑结论[8]。在《认知视野下的工程故障》一文中，他进一步将工程故障区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详细分析两种工程故障产生的内在机制以及工程故障发生的根源。这篇文献的重要特点在于从哲学认识论层面分析工程故障的起因，详细分析工程故障形成的机制及工程故障的积极意义，并把不同行业的工程故障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行了比较分析[9]，而且从认知论根源上讨论工程故障不可预见的原因，这个观点对本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决策失误还是异化》一文中，王佩琼详细分析了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三门峡水利工程呈现明显的异化特征，提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工程建设异化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结论，他认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应当慎之又慎。文章主要从哲学层面分析工程故障的起因、形成的机制，把不同行业的工程故障进行比较研究，并着重从认识论角度讨论工程故障不可预见的原因[10]。

关于工程环境与工程师行为道德准则的关联性研究，毛天虹、丛杭青等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制度环境建设和关注工程师个体道德心理是解决工程事故与冲突的有效路径，他们认为，当企业的决策违反工程规范或可能对公众福利、安全和健康造成威胁的时候，处于企业决策者位置的工程师面临角色道德冲突的难题[11]。应当说，从工程主体之一的工程师角度讨论工程师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工程责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如果单从这个层面讨论工程师应承担所有工程事故责任并不足以涵盖所讨论的问题。将工程师伦理责任扩大化是规范工程师行为、强化工程师责任意识、减少工程事故发生、走向工程职业自治发展的重要途径。